深度观察
“书记常年坚持亲自接访，而且不喜欢被安排。他喜欢对一拨上访群众说：‘都进来吧！’”侯马市信访局办公室主任杨建石如此评价他们的书记接访。
2007年至今，侯马市群众总上访量直线下降。2009年，侯马市荣膺山西省信访工作“先进单位”。但问题依然明显。涉法涉诉事件、应归非政府组织调整的事件、羊丢狗咬之类的生活琐事，这些本不该依靠上访解决的问题反而成为主要上访事项。
A 星期二是接访日
8月17日8点20分，书记马彪、副书记包江、常委马兴民、副市长田怀宇，以及法、检两院及14个职能局、乡镇街办负责人又像往常一样，坐在侯马市委礼堂旁边的信访接待大厅里。一些上访人还不到8点就到了，他们挎着布包，夹着夹包，甚至还有一位握着一个小DV机；他们先在接访厅一侧的登记室里排队登记，然后等着信访局工作人员依次叫号。
这是3年来侯马市从未中断过的“星期二书记市长接访日”，每周如此。今天大概是第180多次了——有时候，当天上午接待不完，书记会抽周日时间给群众“补上”。
登记册上的上访事项五花八门，小到被狗咬了，大到农民失地，干部贪占，人身、财产案件等等。
接访开始了，头一个进来的叫靳琦，诉说乡镇供销公司当年办社保时漏掉了他；8年过去，需认缴的金额翻了一倍，这钱该怎么出？接着有人来问自己该怎么申请廉租房——户口在母亲所在工厂，她和子女实际早就租住在另一处，该在哪儿申请？当城建局和公安局的负责人告诉她应在户口所在地提出申请，并因她母亲有房，她也要被算作“有房户”时，上访者满脸失望。其后，有上访人申说一个民事赔偿案法院执行不力，对方不肯出钱还；有人反映前段下雨，他住的地方被水淹了，要求政府改造；还有个非法集资案中的中间拉款人也上访，说上线不能按时足额付他钱，致使他没法向存款户交账……
比较瘆人的，是在南同蒲铁路原运城工务段居住的46户人家叙述的现实：他们自1993年从原铁路局人员手里买到这一片住房，但因为地是南西庄村的，南西庄近几年全部城市化，土地消失，大量坟冢就迁葬在他们居住地的门前屋后；他们平时与“鬼”为邻，一到清明、十月初一，花圈、冥币、纸人纸马就堆在家门口……他们恳请政府将这里搬迁改造，而改造之前，怎么消除恐惧，不受“香火”困扰，也请政府帮忙。
侯马市城中村垤上村五队居民最后一拨进来，这是一群典型的“被城市化”的农民。这个村已无一亩耕地，村民靠一个菜市场生存。目前，菜市场选址新建完成，五队村民要求公布15年来村集体卖地、租地账目，同时明确“五队人”在菜市场中占的份额。
这天上午的“书记大接访”共接待8批上访户。其中，两户在笑声中被劝走：一户姓袁，自己参与了非法集资案，兑付不了来上访；一户姓郭，经营一个没有手续的煤场，在统一关停后来“索赔”。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上访事项在书记马彪的安排下，当天即进入审计调查程序。而对于住在坟堆中间的上访户，虽然领导指示乡里去“协调”，侯马市信访局办公室主任杨建石坦言，这涉及土地问题和市政规划、改造，事实上很难在短期内解决。
信访局局长王德民坐在记者旁边，王说，上午这几件上访，最迟将在下周五向领导报出处理结果。能解决的，出解决结果；解决不了的，报处理建议和处理办法。
17日下午，记者在王德民办公室，市审计局打过来电话，告诉王德民关于靳琦在漏上社保期间领取的工资数额已经查清，问审计材料明天送给谁。
B 上访量直降仍有“顽疾”
侯马市信访局局长王德民说，侯马持续3年半搞“书记市长接访日”，“可以说把全市所有的上访事项已经都筛过一遍。凡想‘见见书记’的，两任书记（王醒安和马彪）中肯定有一个见过他们，或者都见过。”
原任书记王醒安和原任市长、现任书记马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怕见群众，甚至“喜欢”见群众。王醒安已经调离，记者没有刻意打听他的故事，但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是他做的：2006年以前，侯马市委市政府大院都装着铁门，动不动就有上访户堵了大门，搞得这个小城市热闹非凡，领导们尴尬不已；不止一个时候、不止一位领导改为“在宾馆上班”，这在干部圈子里已不是什么秘密。王醒安对这种“官民关系”很恼火，愤然决定拆掉大门。自“拆门”后，访民们再也找不见那扇可以锁死、可以敲击、可以发泄怒气或“制造影响”的铁栅门，不得其门而堵，壮观的堵门景象从此消失。
2007年3月，时任书记和市长决定推出“书记市长接访日”，每周二都自己主动见上访人，而不等上访人“围追堵截”找上门。这比2008年全国力推“县委书记大接访”早一年多。
后来马彪接任书记，他“不怕见群众”的个人特色更显露无遗：面对一堆上访人，只要他看见门外的人探头探脑，似有所疑，便会挥手告诉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让他们都进来吧！”——几十个人进了接待厅，会牺牲效率，但会收获信任和民主。书记对话上访人，还可能在大庭广众下被“将军”，对这一点，马彪显然也不甚在意。比如17日靳琦上访时，马彪插话认为：“单位上保险时你虽然被漏掉了，但是单位这些年在工资之外还给你发着社会保险的补助，怎么能说单位还欠你的？”靳琦当场回应：“你说得不对！他给我多发的钱全部加起来，都不够缴纳现在规定的个人应缴部分。”全场大笑。
星期二的“书记市长接访日”来访的人，比其他4天里信访局接待的全部访户要多，因此，书记市长率领的由十几二十个局办负责人组成的现场办公“权力团队”，接访成效自然也就比较高。
据信访局统计，2008年，全市信访总量是4900多件人次，2009年，信访问题为3009件人次，今年上半年，信访总量降为1155件人次。越级上访人次逐年减少，集体越级上访去年和今年都没有。
在侯马市，这个效果基本不是靠雇人盯梢、专人“稳控”、进京截访、金钱收买等“流行手段”实现的，而是许多问题真正在基层基本得到解决。
信访局办公室主任杨建石介绍，实际上现在通行的“信访总量”统计法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地方的信访形势，究实而论，侯马信访事件的解决要比“数据下降”的幅度大。
杨建石说，如果一个人反映一件事，你给解决了，他也不再上访了，信访统计上只是降了一个“件人次”；而又有一个人的事情没解决或者你解决了他不满意，他一次给省和中央发出50个邮件，你的“信访总量”就增加了“50件人次”。
所以，准确地说，是“书记市长大接访”以来，侯马市的“信访存量”直线下降。“但总有一些事情在当前情况下无法解决，总有一些人的‘个人要求’永远无法满足。”杨建石无奈地说。
在书记市长接访体制下，侯马市许多重大信访问题得以解决。
2009年春节前夕，侯马北方轻工城部分民工，因工资拖欠无法回家而集体上访，市委、市政府一面先行垫付部分民工工资，安抚群众；同时责成劳动、公安等部门立即调查处理。后经初步调查核实，该工程项目已经拨付98%的工程款，该项目经理私自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农历腊月廿八，公安干警连夜赴江苏省如皋市，将熟睡中的该项目经理拘捕并带回侯马依法严处，很快解决了民工工资问题。
原侯马中药厂 （隶属省医药集团，现名康威药业）改制后60多名退休人员的医保问题经多次上访未能解决，2009年8月“书记接访”后，侯马市书记市长等人通过各种渠道艰难沟通了“县级市—省属国企—改制企业—私人老板”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上访事项。
由于“书记市长接访”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侯马信访逐渐出现“洼地效应”，应由社会组织自行处理的问题、应由基层干部调处的琐细纠纷、不应由党委政府干预的涉法涉诉问题，纷纷转为“上访事项”，成为侯马市信访量难以如期大幅下降的重要因素。
C “好信访”的无限责任
毫无疑问，信访体制是社会治理失灵时的一个临时救助器，但这个“兜底机器”如果运转太良好，也将把自己逼上绝路——成为一个无限责任者。
现行信访考核机制，正是朝着“信访无限责任”之路进行的：无论是政府责任内的事项，还是政府责任之外的司法领域、社会组织调整领域、村民自治领域事项，只要出现上访，都算“信访总量”。杨建石表示，这样考核意味着，市县一级信访部门不可拒绝任何一个《信访条例》规定范围之外的上访事项。
王德民局长总结侯马市3年多来的信访事项后说，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三三制”特点：正当上访，可以解决的占三分之一；因体制因素或上访人无理缠访原因基本无望解决的事件占三分之一；依规定不属于信访接待而不得不接待的涉法涉诉案件占三分之一。由于侯马信访比较“管用”，基层细微琐事上升为“上访事件”者又呈上升趋势。
今年5月25日，隘口村民高俊红从东阳呈村买了64只羊往家赶，在上院至隘口拐弯处，有只羊进入林带吃草丢失。6月29日，高俊红找市委书记上访，称侯马林业局有人捉吃了他的羊。7月5日，侯马市法制办向市信访局报送处理结果：这只羊系被林业局人暂扣，好生喂养，没有吃掉。羊入禁牧带，依法罚高俊红100元，羊已还给高俊红。
今年6月17日，北西庄村民窦文秀在村里被狗咬伤，找不到狗的主人，于6月29日找到市委书记上访。7月5日，新田乡干部郑海山向市信访局报送处理结果：由于找不到狗主人，北西庄村“两委”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决定由村委负担窦文秀的医疗费用。
记者查阅8月最近3个“书记市长接访日”接访事例：3日接访9件，3件涉法涉诉，1件涉医疗纠纷、医疗鉴定。10日接访7件，3件涉法涉诉，1件涉医疗纠纷、医疗鉴定。17日共接访8件，涉法涉诉1件。而半年以来，反映狗咬人、羊啃树、儿子找不到工作、邻里争吵之类的琐细事项，已经十余起。
尽管市委书记马彪讲“群众的小事应该是我们的大事”，但频繁地出现将基层琐事信访化现象显然不应是常态。涉及司法事项任何组织和个人本不应干涉，涉及医疗鉴定等专业知识更不是政府能解决和政府应该解决的。
王德民局长同意记者的观察：在基层信访机关，非信访事项走信访渠道求“解决”已成为一大问题。而这一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并得到信访考核制度的鼓励，则相当于在现有政府架构之外，形成一个以“信访协调机制”为核心的“无限政府”。而这，和建立有限政府，恪守司法独立，鼓励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专业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社会治理机制背道而驰。
本报记者 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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