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兵
“只要是打仗,都不容易。” 说起《我的抗战》的主角——那些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抗战老兵,曾海若都会叹气。
对于记者郭晓明来说,这种感受会更加强烈。他寻访的路径包括黄埔同学会、统战部、组织部、党史军史、地方志,还有不少来自已访老兵的回忆和推荐。
今年6月,郭晓明采访过的104岁的开国少将陈锐霆将军去世。郭晓明去参加悼念的时候,他的子女再三地对郭晓明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的那次采访是将军第一次这么完整地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的一生。当时103岁、一生倥偬传奇的陈锐霆连说六天,每天上午下午各一个到两个小时。
他采访的级别最高的是开国中将曾思玉。今年100岁的老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兴很浓,讲完之后,还为崔永元的口述历史栏目组挥毫题字,表示赞赏。
联系采访时,郭晓明还以为这样高级别的将领会比较难以接近。因为他在联系一些抗战将领时,遇到过意想不到的麻烦,会要求检查各种证件,有时候还得崔永元本人亲自出马去协调联系。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一些人谨慎地婉拒了采访。
在郭晓明的采访经历中,绝大多数老兵都非常乐意接受他的访问。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
如果不是采访,郭晓明永远都不会知道,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中会有一种专门的探照部队。晚上敌军突袭的时候,这个部队就用从德国进口的探照灯照敌机,炮兵就可以用高射炮去攻击敌机。
这样的部队,总是提前出现在明亮的最危险处,但从来没有人提及。这支部队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以及他们的牺牲,更是彻底被忘记。就连不经意说出自己做探照兵的老兵,一开始都认为自己没做过什么。
在过往的岁月里,八路军新四军老兵可能还会和儿女谈谈过去打鬼子的事,而很多国民党军队老兵几乎从来不和孩子谈自己过去的经历。
郭晓明在采访中才发现,2005年9月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抗战6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之后,参加了抗战的国民党老兵的采访才大量涌现。他们的家人才知道父辈的光荣。
2009年12月在北京去世的老兵王文川,也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家人才知道,他是谢晋元率领的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一员,而且是北京当时唯一活着的。
郭晓明去陕西安康采访29军老兵李和鸣的时候,正赶上李和鸣吵着想自杀。这位老人一辈子都只能依靠自己当教师的爱人,在学校里当了个代课老师,老了也没有退休金。他想不开,觉得自己一辈子没有价值,没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不是郭晓明去采访李和鸣,在过去的岁月中因为自己国民党老兵身份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的老人,连自己都不太记得曾经光辉的打鬼子的岁月。
参加了衡阳保卫战的彭中荣也给郭晓明留下深刻印象。坐在摄像机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老人家的神情悲戚而痛苦,沉寂了好一会,才嗫嚅着:别采访我,一采访我,我脑子的神经就受不了。
残酷的战争
采访之前,张钧和郭晓明都阅读了大量相关的历史书籍、资料——海内外各种版本:《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国抗日战争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个人回忆录……
面对采访对象时,不管做了多充分的准备,他们还是被老人们讲述的东西深深震撼。“战争中的细节永远是最令人吃惊和意外的”。老兵讲述的活生生的战争场面,活生生的战斗过程,情节和细节的惨烈都超过了以往他们所有的认知和想象。
在张钧和郭晓明这三年来采访老兵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当年都是底层的普通军人,很多人文化水平都不高,甚至很多人都是被抓夫而被迫成为军人,急匆匆就赶赴了前线。
但是一上前线,真的面对侵略者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勇士。
编导刘元在编《松山之战》的时候,其实对这场发生在滇缅远征军和日军之间的战斗有很多了解,但还是无法想象出老兵们讲述的战争细节。
这些如今多数住在云贵偏僻乡村的老人们,看起来孱弱老迈,但他们有的当年在战场上和鬼子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有的和鬼子拼了两天两夜刺刀。很多战友死了还和敌人扭成一团,分都分不开。
但老兵们生龙活虎地讲着这些细节,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甚至是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也是如此。“那些历史书都是记些纲领性的东西,连我们连都没提到过,更别说这些东西了。”老兵们说。
也因为采访某个老兵,郭晓明才知道,抗战史上原来还有这么多被淡忘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惨烈战役,比如彭中荣讲述的衡阳保卫战。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记载:衡阳保卫战,10万以上的日军包围了1.7万名中国军人。当中国军队在衡阳击败日本的第二波进攻并击毙2.5万日军之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倒台。经48天血战之后,衡阳于8月8日陷落。日军死伤超过7万人,其中4.8万人被击毙;中国死伤1.5万人,其中7400人捐躯。历时48天的衡阳保卫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而以衡阳的陷落宣告结束。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毛泽东曾亲自为延安《解放日报》起草社论,高度评价“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大公报》以“感谢衡阳守军”、“衡阳战绩永存”为题连续发表社论,赞扬衡阳保卫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因此授予古城衡阳“中国抗战纪念城”的称号,并建塔纪念。
而现在,这些战役的遗址都无处可寻。大家都知道到南岳庙去烧香,有几个人知道去寻访“南岳忠烈祠”?
比以前走得更远
这些差点被人遗忘的人物和历史,崔永元注意到了,并以其中的部分资料制作出了纪录片。
身为央视名嘴,自己做的节目却选择在网络上首播,崔永元的解释是:这部片子最想吸引的就是年轻人对片子的兴趣,显然网络是绝大多数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片子也会在央视播出,只不过现在还需要一些程序要走。
《读库》主编张立宪眼下正在致力于推动《我的抗战》在全国各城市的巡回放映活动。每次他会邀请一些《我的抗战》的主创到场互动,讲述片子背后的故事。
总导演曾海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网络播出后,11月15日开始,《我的抗战》会在各地的地方电视台播出,至于中央电视台,应该也是迟早的问题。
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地方按照电视台的播出要求进行修改,“改是肯定的,不过问题应该不会很大”。曾海若觉得,还是应该抱有希望。
曾海若是和崔永元一块做《电影传奇》出身的,对于老电影他比较熟悉。老电影中反映八路军的故事比较多,新四军的比较少,讲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就更少了,在他的印象中,好像只有少有的几部《血战台儿庄》等片子。
张冬对近些年描写抗战的纪录片和影视剧比较熟悉,他记得,2005年8月,央视一套曾经播出了由时间担任总导演和总制片的12集纪录片《抗战》。这是国内在纪录片中第一次提到正面战场。最近的,则是他这几天在央视10套看的纪录片《中国远征军》。
崔永远反复强调,《我的抗战》最重要的不是重新写抗战史,也不是要重新认识抗战,只是要反映抗战背后每个个体的感受和故事。
曾海若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更多真实的东西开始让人知道,影视作品也都在开口子,而他们制作《我的抗战》,只是推进这个趋势的一环。“今天肯定比以前要走得远,明年可能走得更远。”
他们也有遗憾。因为《我的抗战》是根据采访的阶段性成果做出来的,很多比较重要的内容并没能被放进来。本来关于昆仑关战役、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内容已经打算放进来,最后还是因为觉得采访的内容显得单薄,决定拿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二十二次大会战,也因为当时采访的内容不足够,没能列为专题进行呈现。
崔永元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们已经着手准备50集的《我的抗战2》了,就是要根据采访的深入,把第一集中很多遗漏的选题继续下去。正面战场的22次大会战,会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有更多的呈现。
《我的抗战2》还会拿出十多集专门介绍滇缅的中国远征军,会对敌后神秘的组织、战地记者等内容进行持续的关注。
张冬做的几集都是有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在做这些选题的时候,他会广泛查阅各种资料,国内国外的都有,力争把片中解说词写得客观真实。对于有争议的地方,他会如实呈现多方意见。
历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刘元认为,对于抗战,有很多过去在电视上呈现的比较少,但在史学界有共识的,他们现在也只是在片子中尽量体现这些共识。
“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崔永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