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

　　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

　　康熙为圆明园选择了富有佛学意涵的名字，这座受佛光普照的帝王宫苑从1700年开始，经历过150年间无休止的营造，它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

　　主笔◎钟和晏

　　自然的乡村景致

　　在1860年10月18日之前，有关圆明园园景的描述，只能从经皇帝特许进入园内的欧洲传教士或外交官的信札记述中见到一鳞半爪。最早是法国1749年出版的《传教士书信集》，其中有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43年从北京写给巴黎的达索先生的书信。这位法国神父不遗余力地用溢美之词，详尽地描述了他所亲眼见到的“人间天堂”。

　　18世纪中期，王致诚是与郎世宁、蒋友仁、安德义等传教士一起以善画供奉画院“如意馆”的欧洲人。那时候有两个如意馆，一个在紫禁城启祥宫南，另一个在圆明园。“我能够进园作画已然很幸运了，不然我也将同其他欧洲人一样，他们在此住了二三十年，但从未迈进园中一步。”王致诚写道，“所有在此逗留的欧洲人中，只有画家和制表匠可以入园。画室设在一座小宫殿里，皇帝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们作画。我们白天在园中作画，但是到了晚上，必须到邻近的一个大村庄里过夜。”

　　王致诚在他的长信中刻意比较了欧洲与中国的建筑，比如，欧洲建筑的对称和各部分的严谨对位关系，“类似的构图关系在北京的皇宫中也能见到，但在离宫中情形则全然不同，这里是一种以不规则和非对称的美为主的构图。一切都按这种原理来安排，要表现一种朴素、自然的乡村景致，要表现幽静”。

　　“他们已经习惯自己的建筑形式，在他们眼中，我们的建筑根本算不了什么。欧洲的住宅和高大建筑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我们把一层楼建在另一层楼顶上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并且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一天之内，几次甘冒风险爬到五六层楼上去。”王致诚写下这段话时，似乎出于中国人对欧洲建筑形式的轻视，连他的口吻中也带上了自我贬损的意味。“当有人给康熙介绍欧洲的建筑方案时，康熙断定，欧洲一定是个极穷、极小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地方发展城市，所以百姓不得不住在空中。”

　　约翰·巴隆(John Barrow)是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的私人秘书，1793年，也就是乾隆退位前3年，他是在圆明园里逗留时间较长的欧洲人。在《中国游记》一书中，他把圆明园评价为“花费了巨大人工，按照一种似乎是偶然而成的不规则形式修建起来”的东方宫苑，“陡峭的石块伸向湖面，溪谷遮隐在林木之中，有些设计手法极为高雅，景观都是精心推敲过的。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是有山丘和溪谷的乡村自然风景，较好地发挥了河道、湖泊等大片水面的作用”。

　　巴隆强调圆明园“竟如自然而成”的造园法，但他的溢美之词要节制得多：“我感到全园各部分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离威廉·钱伯斯爵士那种富于幻想、过分赞美的描述相差甚远。然而，我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与自然相协调一致的。”

　　“圆明”两个字出自佛语，从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圆明一切智”，康熙选择了这个富有佛学意涵的名字。这座受佛光普照的帝王宫苑从1700年开始，经历过150年间无休止的营造。从最初兴建的圆明园到扩建的长春园和绮春园，最后面积合计5000多亩，在东西长2415米、南北大概1890米的广大空间里，总共建造了16万平方米的建筑。1860年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气魄的园林营建。

　　无论王致诚还是约翰·巴隆对圆明园的构园印象都大致正确，圆明园属于大面积的平地造园，建在由水道、湖泊和水塘连成的水网之上。圆明三园都是水景园，人工开凿的水域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最大的福海宽达600余米，中等水面如后湖宽200米左右，其余众多小水面的宽度在四五十米到百米之间。回环萦流的河道把这些大小水面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构成全园的脉络和纽带。

　　圆明园的整体构思连贯完整，不同的建筑群分布在不同的小岛上，同时把庙宇、戏台、藏书阁等功能建筑划分开来。如果鸟瞰，所有建筑都处在小岛或半岛上，被假山、台榭、花石和树丛所包围，开挖水系的土方被堆成了台地和小山。叠石而成的假山和聚土而成的岗阜、岛堤散布在园内，约占全园面积的1/3。它们与水系相结合，构成了山复水转、层层叠叠的上百处自然空间。

　　从理水方法来说，长春园与圆明园又有所不同，它利用洲、岛、桥、堤将大片的水面划分为若干不同形状、有聚有散的水域，彼此由多座桥梁和岸边互相连接，而绮春园则全部是小型水体的集锦。

　　已故清华建筑学院教授周维权在《圆明园的兴建及其造园艺术》论著中，把圆明园定义为“平地造园的杰出作品”，在他看来，这套古典园林堆山理水的手法所创造的地貌景观，是烟水迷离的江南水乡再现。每个空间经过精心加工，既就范于人为的写意，又保持野趣的风韵。但另一方面，“圆明园的精华是把平地造园中小中见大、咫尺丘壑的叠山理水手法，在3000多亩的范围内连续地展开，气魄之大，远非江南私园所能比拟”。

　　“圆明园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它的兴起与康熙大帝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崛起并行。”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汪荣祖(Young-tsu Wong)曾经这样总结他的观点，“圆明园与大清帝国同享光荣与屈辱，清帝国的全盛时期，圆明园如同春云般生机勃勃。与此同时，英王威廉的统治人数不超过100万，西方文明也还未达到高峰。但没过多久，世界就出现了巨变。”

　　正大光明殿

　　雍正第一次正式住进圆明园是1726年的农历新年，他乘坐一辆镀金的马车，在另外11辆马车的护送下，从北京出发到达御园。亲王和大臣们送给他3000个灯笼，以示庆祝。

　　按照《清六朝御制诗文集》所体现的园居生活，清帝每年正月，通常从正月初十前后(个别年份自正月初四起)即移居御园，除了外出巡游、坛庙祭祀及回宫庆典、经筵、斋居外，基本上常年在圆明园内园居理政，直到冬至前数日，才回紫禁城过冬过年。

　　虽然雍正被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一位生活俭朴的皇帝，但是他扩建圆明园的做法和速度却令人吃惊。作为胤祯藩邸私园的圆明园面积只有400亩左右，变成离宫园后迅速扩展到3000亩。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乾隆时期命名的“四十景”中，有28景曾经胤祯题署过，也就是说，雍正时期已经有了28处重要的建筑群组。

　　康熙时修筑的从西直门到畅春园的“御道”也往北延伸，经过火红桥一直铺设到大宫门前的广场。后来，英军步兵第九十队队长加耐特·沃尔斯利(Garnet J.Wolseley)在他的《1860年中国战争叙事》(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1860)中提到这条道路，“有一条石砌的马路，从北京的西直门一直通到海淀。这条马路建筑得整齐精美、颇为完善，中间微微隆起，两边都有好的暗沟。如果不是因为路上未铺碎石，我们也许以为是一条英国的通衢大道。我在中国所见的道路，这还是唯一的一条。通州至北京间的那条大道，天子永不经过，就任其残敝败坏，以致马车不便通行”。

　　沃尔斯利也曾经用崇敬的语气详细描述了他所见到的1860年的正大光明殿：“这是一个伟大庄严的建筑物，约12丈长，8丈宽，不和其他的宫殿连接。室内一边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详细精致的行宫内庭院总图，几乎把那片墙壁全部遮盖了。”

　　“我以前在中国所见的一切建筑，还没有这种气象的。这座建筑的雕镂、描金和髹漆均焕然一新，屋瓦排比得整整齐齐，看起来簇新的门户都有枢纽，毫无坍败零落的景象。虽是多年前制造的，却仿佛新制一般。但中国各公共建筑大多凋残不堪，仿佛原来式样的零星部分。”

　　“皇帝的宝座是纯紫檀制就的，雕刻极其华丽，上面铺着精美的绣花椅垫。宝座两边都立有高高的屏风，饰以蓝翡翠和孔雀毛，雀羽之上点缀着小红宝石和碧玉。雕镂精美的桌柜沿着屋子四周排列，上面置有许多碧玉瓶、瓷瓶、冰纹瓷缸和其他珍奇古玩。殿内还有几座法国大钟，有一处地方堆积着去年颁布的上谕和许多经书。”

　　根据紫禁城太和殿复制的正大光明殿建于雍正初年，每年上元日清帝例于此殿赐宴外藩及各国陪臣，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作为御园正衙，这里的政治气氛要压倒园林意趣，用乾隆的话来说，是“三朝家法传四字”。乾隆《正大光明》诗里有“草青思示俭，山静体宜仁”之句，看到庭前青草，想到创业维艰、节俭刻苦，看到殿后的寿山而想到仁者乐山。

　　由自然景致想到修心治世，康、雍、乾三人似乎都特别着意把园景寓为治世之资。“正大光明”、“廓然大公”都是以中正治国为意境，标榜人君理政治世要以天下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圆明园“四十景”中体现治世思想的占了一半以上。

　　正大光明殿正北面、前湖的北岸就是“九州清晏”建筑群，连同东西两面的建筑群，相当于宫廷区的内寝，也是圆明园中规模最大的组景之一。位于园内中轴线顶端的后湖九岛象征着“禹贡九州”。九州居中，东面为福海，西北角全园最高处的“紫碧山房”是昆仑山的象征。

　　这就是清代帝王所理解的世界缩影，皇帝端坐九州清晏殿内，八岛环列，以此寓意普天之下河清海晏，时和岁半。避暑山庄是以山庄外围的外八庙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圆明园则用造景来象征大清朝的天下统一。

　　世界的缩影还曾经以另外的形式在正大光明殿中出现过，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1793年8月6日)，直隶总督梁肯堂奏呈英使原禀贡单上写道：“红毛英吉利国王谨进天朝大皇帝贡件清单：西洋语布蜡尼大利翁大架壹座。乃天上日月星宿及地球全图，所载日月星辰同地球之像，俱自能行动，效法天地之运转，十分相似，于西各国为上等器物，理应进献大皇帝用。”

　　另外，“同此单相连的一样稀见架子，名曰来复来柯督尔，能观天上至小及至远的星辰，转运极为显明。此镜规不是正看是偏看，是新法，名赫汁尔天文生所造的，将此人姓名一并禀知”。布蜡尼大利翁就是天象仪Planetarium的译音，大概5米高、直径3米多，当时曾被拆分成15箱运到北京，原造工匠也跟随进京。来复来柯督尔是反射望远镜Reflector的译音，也就是著名的赫胥尔(William Herschel)望远镜。

　　马戛尔尼的礼物清单中除了天文钟、气象仪等科学仪器之外，还有军器、铜炮、西瓜炮以及带100门大铜炮的大战船模型等。梁肯堂奏呈的末尾是，“铜炮、西瓜炮数个，若是大皇帝喜欢看西洋炮法，能在御前试演。大小金银船，乃大战船之式样，虽大小不对，十分相似。英吉利国王欲选极大之船至天朝，但内洋水浅，大船难以进口，即将大船式样进于大皇帝前，表其真心”。

　　1793年的时候，马戛尔尼爵士的私人秘书马约翰·巴隆之所以留在圆明园的时间比英国使节团其他成员要长，是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天文学家登维德博士需要帮助安装包括天象仪在内的众多贡品。巴隆他们被安排在二宫门内的杂役房舍中，距离正大光明殿几百米，后来他在书里抱怨说，那是“猪比人更适合住的地方”。

　　好像是国际博览会英国馆的一次预展，贡品中的地球仪、天体仪最后被放置在正大光明殿龙座两侧，花了18天装配完成的庞大天象仪摆在侧殿，还有英国战舰的模型和六门小型加农炮成列。当时，乾隆担心的只是如何安装和拆除那些新奇的外国设备，他下令负责的官员一定要了解装卸的技巧。显然，他和他的大臣们对仪器背后的科学意义漠不关心，那些“大皇帝喜欢看”的西洋炮也没有让他们产生忧虑与不安。

　　一直到1860年，马戛尔尼的礼物仍然被完好地保存在圆明园里，有的英军士兵见到了装好子弹、配置完整的英国双筒枪和两架十二磅榴弹炮，都像新的一样。一名叫瑞尼(D.F.Rennie)的英军军医议论说：“奇怪的是，他们据有这些枪支，却从没有设法改善他们野战所用的炮车。”

　　移天缩地在君怀

　　《清六朝御制诗文集》里的诗文几乎都是些读起来索然无味的平庸陈词，不过它们的数量确实让人吃惊。仅圆明园景物诗文，乾隆在位60年中总共写了近2300篇(据说乾隆一生写了不下4.2万首诗)，遍及圆明、长春两园的360多处景点。嘉庆也不甘落后，他在位25年，有御园景物诗近1800篇。相比之下，开创圆明园园居传统的雍正在25年间只写了景物诗50篇左右，题匾额百余条。

　　乾隆1744年选定“圆明园四十景”及完成两百幢建筑物的时候，让人觉得他的御园工程已经完成。但事实上，这位对“园林之乐，不能忘怀”的盛世君王无法克制他要建造更多园子的热情，就像陈文波1925年的《圆明园残毁考》中所述，“园当乾隆全盛之时，六十年中，日日有修饰之事。图史珍玩，充牣其中，行幸所经，写其风景，归而作之。若西湖苏堤、曲院之类，无不仿建。而海宁安澜园、江宁瞻园、钱塘小有天园、吴县狮子林，则全写其制”。

　　乾隆对于在他的离宫中再现江南风致和园林艺术可谓不遗余力，他有如意馆画师供咨询，有雷氏家族主持的“烫样局”作为设计机构，凡是重要的园林建设都亲自过问。从明末以来，雷氏家族世代承办内廷工程，也是圆明园最重要的设计师。雷家三兄弟曾经伴随乾隆巡游江南，研究和摹绘江南的庭园。后来，清室颠覆之后，贫无以生的雷家后人就把历代所蓄的烫样出售给北平图书馆。

　　长春园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动工，两年后建成。到今天，我们对圆明园最直接的联想是长春园里那些西洋建筑的石块残迹。事实上，当时包括6幢建筑物和3组大型喷泉的欧式宫苑西洋楼只是集中在园内北墙一条不到100米宽的狭长地带，只是一个局部的点缀而已。这显然是为了不影响长春园的规划布局，也可能出于“夷夏之别”的原因。

　　当然，在皇家宫苑之内出现欧洲人设计的成片欧式建筑，在中国历史上是首例。乾隆时期，我国境内的欧式建筑只有澳门、广州等地的商馆、住宅和内地少数天主教堂等。至于园林营造，扬州“澄碧堂”、“水竹居”等私园中已经有西式平面布置和西洋墙、西洋钩子、玻璃窗等细部装修。“因念中国地大物博，水法不过工巧之一端”，也许，乾隆想通过这些建筑说明他的宫殿足以同欧洲的王宫媲美。

　　“乾隆借取西式建筑和园林艺术，但他不能明白巴洛克建筑里所展现的数学领域的精确度以及机械化的重要性。欧式建筑群除了作为享乐场所之外，并没有发挥其他作用。”汪荣祖教授在他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一书中评价说，“乾隆皇帝也无法得知具有分析性的几何学正发动工业化，最终让欧洲的军队得以侵略中国，把圆明园夷为废墟。”

　　西洋建筑群中规模最大的建筑是海晏堂，里面装有一个提水机械，也就是精通数学和水力学的欧洲人蒋友仁(Father Benoit)为喷泉设计的机械装置。蒋友仁死后，就没有人能够将出了故障的抽水机械修好。

　　早在1786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晁俊秀(P. Michael Bourgeois)从北京写给德拉特(Delatour)的书信中说：“实际上，那台为所有喷泉供水的大机器已经磨损得相当严重了。中国人不是设法维修它，而是按老习惯一直用到它彻底报废，不得不停止运行而改用人工供水。每当察觉皇帝要看西洋楼，他们就动用足够的劳力，花几天的工夫灌满巨大的储水池。所以，当皇帝来看时，所有的喷泉就又正常喷水了。”

　　瑞典学者奥斯瓦德·奚伦(Osvald Siren)曾经在1922年进入圆明园遗址，拍下一些西洋楼残迹的照片。在他看来，晁俊秀的这段文字说明了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和工作方式：“中国人当时对欧洲人能够创造出透视变形以及用机械来同自然抗争感到十分惊奇。但他们看不起这些东西，视之为一种游戏，而不是自然的一般规律。”

　　弘历虽然偏好西洋水法，但少有这方面的专作诗文，只有乾隆六十年“题泽兰堂”诗中有“芜情报韶意，水法列奇观，洋使贺正至，远瀛合俾看”的诗句。嘉庆倒是留下了不少远瀛观、谐奇趣的诗篇，后期的远瀛观诗多在借此抒发对英吉利帝国的不满，比如，“驭远从来贵严肃，彼英吉利性难伏。每来先蓄图利心，宽则无忌嗣贪黩。强悍不循中国仪，辱其主命宜驱逐”。

　　在广为人知的马戛尔尼访华之后，1816年伦敦又派出阿美士德伯爵率领的第二个英国使节团，嘉庆把他们视为来自异邦的进贡团，最后因为跪拜礼仪和日程之争把他们驱逐出境。英国使节团75个人只在海淀留宿了一晚，没有进入近在咫尺的圆明园。

　　仙宫乐国

　　圆明园东南侧的绮春园建于乾隆末年，为了完成绮春园尚未结束的工程，嘉庆继续为园林工程支付天文数字的费用。根据清史档案，1800年初他把从盐政中得到的10万两白银用于圆明园工程，广储司也曾拨给圆明园5万两白银作为储备金。仅1809年那一年，绮春园完成了173间厢房、260条廊道和6座亭子的建造，总共花费白银33万两。最后，嘉庆为绮春园题名了三十景。

　　道光继位后，仍然和他的父祖一样热衷于让圆明园变得尽善尽美，广储司也继续拨给圆明园现金储备。1830年，他用25万两白银的工程费用，在九州清晏内建造了新的寝宫慎德堂，方形结构的宫殿上有一个三层连接在一起的波浪形屋顶。1850年，道光在这所慎德堂内去世。一个统计数字是，从康熙建园开始，经过雍、乾、嘉、道四朝全力经营的圆明园，总共耗帑白银2亿两以上。

　　到了咸丰，他的园居生活几乎被惨痛的一句话所概括：“在位十一年，五年始园居，十年园被毁。”当时，圆明园的维持已经变得困难，更不用说扩展了。圆明园里存放的228件铜瓶、铜炉、铜龟鹤等，曾经被咸丰化成了8747斤铜料。

　　1860年，咸丰在圆明园取消了他的30岁寿典。与百余年来圆明园内的元宵节灯火表演、端午节龙舟竞赛或者1790年乾隆80岁大寿狂欢盛典相对比的是，那一年9月13日，咸丰的七弟醇郡王奕譞入圆明园痛哭流涕，要求决一死战。9月22日清晨，咸丰来到“鸿慈永祜”参拜列祖列宗，从长春园东门逃离北京。他临终时把“同道堂”印玺交给皇太子载淳作为下发谕旨的钤章，同道堂是他在圆明园进最后一道晚餐的地方。

　　最后对圆明园投去一瞥并在历史上留下一些文字片段的是亲手焚毁它的那些人，比如额尔金爵士的私人秘书亨利·洛克(Henry Brougsham Loch)写道：“这座行宫里面最大的建筑都是靠着庭院来连接，临着宽大的花园，再通向一个大理石的走廊，蜿蜒着3英里长的湖岸。环绕亭阁的栏杆和走廊都是用雪白的大理石砌成，有些地方雕镂着奇特的花样。栏杆上每隔二三十码的地方，放着美丽的景泰蓝花瓶，插着珊瑚、玛瑙、碧玉和别的宝石仿制的花朵。在花园各处，有庞大华丽的铜狮和别的兽类，比起真的动物还要大一点。有一个卧着的铜牛特别美丽，样式和手工都很精美。”

　　沿着这些蜿蜒曲折的小径和几座乡村式的桥梁，英法联军的英军随军牧师格里(R.M.Ghee)曾经一直走进咸丰的寝室。“两星期前咸丰避难时方才离开那排房屋，那里仿佛一个巨大的古玩铺，置有本国艺术和手工的精制品和欧洲制造的各种光怪陆离的装饰物。咸丰的小帽绣有寿字，作为装饰放置在他的床榻上，烟斗和水烟袋在靠近的一张小桌上。左右邻近的房屋置有巨大的衣柜，盛满绸缎皮货。有几个湖泽的水面上停着极小的海船，装载着小铜炮，如同小人国中的。”

　　这位随军牧师把圆明园称为一座“仙宫乐国”，“假若你能够想象的话，你必须想象一所广大的迷宫，充满着峥嵘参差的山石，景色可以入画，房子俱用上等香楠制成。湖泽池沼，交错其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还有屋顶镶着黄色琉璃瓦的凉亭。琳宫梵宇很多，里面供奉着奇奇怪怪的神祇，有几个菩萨是金制的。”

　　“园内所有的宫殿并不距离很远，宫殿背后有绵亘着的小山冈，和天色遥遥相接。嘉木珍林，奇花异卉。那些美丽的宫殿疏疏落落分置各处，紫檀梁柱中隐约露出光灿的屋顶，曲折的幽径中有麋鹿跳跃其间。如此你对于圆明园，可以得到一个浅淡模糊的概念，我既不能描写清楚，你也不能想象得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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