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似乎对“贫富混居”这一政策都不可接受，这一点或许在兰州市政府的意料之外。
而且，就算政府在土地出让时对房地产开发商降低一定幅度的土地价格，要求开发商开发出一定比例的限价房，但是这能够保证开发商会拿出好的房子给低收入者吗
□ 视点关注
法制日报记者 周文馨 法制日报通讯员 李开南
甘肃省兰州市房屋均价已达每平方米5440元。不久前揭晓的《中国城市房价排行榜》中，兰州市的房价在全国百座城市中排名第49位，在西北五省区位居第一。
持续的高温，持续走高的房价，在此背景下，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如何解决？日前，兰州市出台政策，决定将市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实行“贫富混居”。而此前，湖北省武汉市也提出，不再成片开发建设经济适用房，提倡富人和穷人混居。
一个是“贫富混居”的愿景，一个是实打实地实施，都引起了各方的争议。有分析人士认为，“贫富混居”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避免“贫民窟”的出现，但结果却未必如此，“富人未必买账，穷人未必领情”。
《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贫富混居”的争议远非“买账”、“领情”这么简单，这其中暴露的是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困境。
贫富混居
“富人”不买账“穷人”不领情
关于兰州市推行的“贫富混居”政策，媒体所报道的兰州市民马世杰的幸福生活似乎是一种绝佳诠释。
马世杰一家五口，妻子没有工作，大女儿因病失去劳动力，二女儿已嫁，小女儿还在上学。家庭收入主要是马世杰的退休金和大女儿的低保金，每月不足1250元。全家挤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土坯房内，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
今年年初，马世杰作为兰州市第一批享受到廉租房待遇的居民之一，搬进了62平方米的廉租新房，“新房子一个月才30多元钱的租金”。
媒体报道称，马世杰“很满足”，但是却没有报道其他人的想法。“贫富混居”是真的“很满足”，还是真的有争议？《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在兰州市雁滩一所豪华商住小区的门口，记者采访了一名卖桃子的小商贩，他对于自己能够住进这样豪华小区的可能性完全否定。他说：“即使政府出台了政策，给了我们优惠价格，住进去了，但这儿极高的物业费我也负担不起。更何况看到人家豪车豪房，吃穿都是最好的，对我们和孩子也是一种刺激，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同样，一位开贸易公司的老板也对“贫富混居”的做法不能接受：“我们花高价买的房子，就图的是一个环境，一种氛围，这样对我们也好，对孩子的教育也好。”
这位先生做了一种假设：假如和“穷人”住在一起，万一他们交不起物业费、暖气费，难道我们也跟着受牵连？
兰州巨信房屋中介公司董事长陈学礼对于兰州出台的由政府主导的“贫富混居”这一政策颇为诧异，他表示，“还是第一次听说”。
在陈学礼多年的二手房经营阅历中，出现混居情况的，一般是由于房地产开发中涉及到拆迁房，才会和商品房“混”在一起，而这种结果一般会出现很尴尬的局面。
陈学礼告诉记者：“由于拆迁户都是低收入家庭或者城市周边的农民，所以拆迁的房子往往都供不起暖气费、物业费，也没有物业管理，居住环境也不好。”
更为尴尬的是，由于这部分拆迁户交不起相关的费用，导致同一栋楼上的居民开了“两个门”，正常缴费的走一个门，交不起费的走一个门。“这样的小区兰州太多了，至少有十几个吧。”陈学礼说。
一厢情愿
开发商称商品房讲究的是身份
记者调查发现，不管是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似乎对“贫富混居”这一政策都不可接受，这一点或许在兰州市政府的意料之外。
兰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孙建中对记者表示，贫富杂居，不会让某一层次的人全部集聚在一起，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而据孙建中的描述，推行“贫富混居”的具体做法，即在土地出让时对房地产开发商降低一定幅度的土地价格，要求他们开发出一定比例的限价房。
由此可以看出，在“贫富混居”政策的实行中，还有一个主角——房地产开发商。那么，开发商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政策？
主营房地产开发的兰雅集团董事长宋爱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兰州的这一做法肯定行不通，政府要做的不是在商品房里安插廉租房，而是要加大力度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和供给。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兰州某开发商则明确表示反对这一做法，他以质疑的口气反问记者：“商品房和廉租房能放在一起吗？”
他认为，这面对的是两类消费人群，物业公司所要面对的是两种管理，收费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根本没办法放到一起。
兰州的不少开发商认为，商品房和廉租房不属于一个类型，前者是“优房”，是开放商为有条件的人群开发的优质的住房，而后者则属于保障性住房，属于政府为无房者提供的最低条件的住房。
一位开发商表示，商品房是为购房者提供一种供其享受的服务，而廉租房仅仅是为低收入者提供一个可供居住的房子，仅此而已。二者一个是“有房住”，一个是“优房住”，商品房讲究的是环境、服务、品质和身份。
住房保障
政府责任不该推给开发商
就在低收入者、高收入者、开发商三方质疑“贫富混居”政策的同时，一位长期关注兰州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专家也坚决反对“贫富混居”这一政府主导的做法。他表示，这根本没有任何可行性，也违背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
“在一个高档小区里面，安插几户贫困者住进去，显得不伦不类。”他说，“保障性住房建设属于政府的工作，不应该推给开发商。”
“退一步讲，即使政府在土地出让时给开发商减免了一部分费用，但是这能够保证开发商会拿出好的房子给低收入者吗？”他认为，相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开发商把钱拿走了，留下的却是采光、户型、楼层都不好的房子。
“商品房里硬塞廉租房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研究中国三产化的著名学者贺有利认为，我国目前城镇仍然是中高收入者偏少，低收入者偏多，住房保障需求极大。我国目前城镇化率仅为46.6%，如果城镇化率达到80%以上，将有6亿农民进城居住，政府的住房保障任务非常艰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加快建设公租房和廉租房。
贺有利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加快建设公租房和廉租房，必须认真考虑地方政府的财力。目前地方政府的财力已非常紧张，许多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一方面，原来用于增加财力的土地现在用于廉租房、公租房建设；另一方面，建设廉租房、公租房又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地方政府的财力根本无法长期承担大量的廉租房、公租房建设。由于保障性住房的欠账很多，即使所有用地都用于保障性住房，所有财力都用于保障性住房，在短期内仍然解决不了许多住房困难户的居住问题。即便地方政府用巨额资金解决了相对少的住房困难户，而大多数住房困难户仍在等待，“这本身也是不公平的”。
“更为重要的是，居住廉租房、公租房的低收入者在收入提高后，廉租房、公租房的退出机制在我国很难落实，目前许多城市已遇到廉租房、公租房的退出难问题，多年来没有退出1套廉租房、公租房。”贺有利说。
对此，贺有利建议，政府住房保障应以租金补贴为主。租金补贴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向低收入的住房困难户发放租金补贴，资金数量相对较小，政府财力负担小，可以对低收入的住房困难户实现应补尽补。低收入的住房困难户收入提高后则停止租金补贴，退出机制易于实行。在此情况下，如果政府仍有财力，可进行适当规模的廉租房、公租房现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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