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企动向调查
全球金融危机及中国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动正在或即将怎样影响在华外企的下一步动向？本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了联合调查。在国内，选取的样本是外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广东东莞、江苏昆山和山东青岛三地的外资企业。这次调查初步得出四点结论：第一，目前，外资企业在中国遭遇的最主要的困扰，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其次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法规导致额外成本和风险，以及人民币汇率风险；第二，富士康事件加快了外资企业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转移的速度，其中包括从广东向山东等北方城市的转移；第三，沿海发达地区依然具有在物流、金融、配套等环节的优势，大多数外企选择按兵不动，尚没有迁移的计划；第四，以往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外企要寻找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新出路。
而来自美资、德资和日资企业母国的调查，则与国内调查相互印证：第一，外资企业依然对中国给予高度关注；第二，外国在华投资依然保持高增长；第三，外国投资多元化趋势明显，从以前的制造业转向农业、金融、零售业和服务业；第四，从一线城市转向二线城市。
综合本刊在国内和国外的调查，可以明确：外企对中国的信心在增强；同时，外企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并开始在服务业、在内陆城市谋划新的产业升级。
“世界工厂”：阵痛中的坚守
《环球》杂志记者/刘巍巍 (发自昆山) 袁军宝 (发自青岛) 车晓蕙 肖思思 马晓澄 (发自东莞)
2010年，对于一些外资企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富士康员工跳楼、本田汽车职员罢工等沿海劳资紧张关系事件，让他们第一次体验到中国新一代劳工对权益的迫切要求。
这些事件发生后，一些外资公司被迫提高员工待遇。富士康短短5天之内两次宣布加薪消息，宣称一线员工基薪升幅达66%。著名外资企业肯德基母公司百胜餐饮近期也发表声明，表示就签订员工集体合同事宜达成共识。
一些业内人士对这次加薪潮感叹道，中国沿海已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低劳动成本产业的“天堂”。“中国制造”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10年的“世界工厂”注定将要发生些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道路”“模式”等制度因素和“区位”“资源”等自然禀赋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具知名度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然而，随着支撑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之久的低成本竞争时代的终结，“世界工厂”的航船逐渐驶入一片未知的水域。进退之间，何时破茧成蝶？
“加薪多米诺”
港资、台资企业是最早进入珠三角，并带动当地制造业飞速发展的中坚力量。但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经营环境的变化使这些企业压力倍增。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最近针对在珠三角经营的222家会员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最令港资企业感到困扰的因素中，劳动力成本上升排在第一位。除此以外，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法规引致额外成本和风险，人民币汇率变化的风险等也给企业经营带来了重重压力。
调查显示，有六成至八成的港资企业认为上述因素造成了“严重”甚至“非常严重”的影响。劳动力低廉曾是当地吸引外资的“法宝”，而此刻，超过九成的受调查企业反映，他们存在缺工的困扰。
沿海的招工难与加薪潮使许多外资企业有了内迁的念头。7月下旬，鸿海集团(富士康母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对成都及郑州两地的6400万美元投资计划，其中成都与郑州各占3200万。去年英特尔上海工厂也把生产基地迁到了成都，《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在重庆签署后，近期已有多家台商集体入渝考察投资，而汽摩、电子、物流、农业等行业，成为最热门的台商投资领域。
“实际上，近几年陆陆续续有企业准备搬离珠三角，但是富士康事件加剧了这一进程。现在很多台资企业都在观望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对企业的生存环境作出重新评估，”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程丰原说。
程丰原拥有自己的实业嘉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此前他并没有考虑过要搬迁，但是最近他决定在安徽省巢湖市新建一个厂房，建成后把一部分生产线搬过去。
“那边的成本会降低很多。拿工资来讲，我们广州这边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2500元到3000元，但在那边我们预计就1500元左右。当然，我不会把所有产业都搬过去，因为珠三角有很齐全的产业配套和很便利的交通条件，除非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全部搬走的。”
江苏省是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最早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作为该省一类地区的苏南，最低工资标准由原来的每月850元上调到960元，上调幅度高达12.95%。而此后由富士康、本田事件所引燃的外企加薪之火，也已悄然蔓延至苏南地区，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丧失。
涨薪让中国各地原本利润微薄的制造业雪上加霜，苏南外企会否跟随富士康的脚步，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内陆或东南亚地区？
“我们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涨薪压力，基层员工已经在私底下议论纷纷。”昆山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贵表示，富士康事件具备一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涨薪确实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长期以来存在的用工难题，并且有望吸引更多大中专毕业生前来就业，从而优化劳动力结构。
仁宝资讯工业(昆山)有限公司人事处负责人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用工短缺”日渐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企业的招聘和培训成本不容小觑，而随着基层员工薪资的上调，员工的稳定性可以得到保证，由此节约了因员工频繁流动而增加的招聘和培训成本。
除了内地城市急欲承接产业内迁，北方省份也在积极迎接南方的产业转移。7月中旬，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紧急下发了一份通知，称烟台富士康“预计一线员工缺口将达3万人”、“负责招聘的单位，每介绍成功1人，富士康(烟台)公司给予100元补助”，这让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山东也加入了富士康内迁争夺战。
无论是富士康的内迁还是山东省政府的“紧急招工”都体现出沿海一些企业面临着劳动成本增加、部分行业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现实。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张善利告诉记者，年初出现的用工荒，已说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出现人力竞争的局面，由于沿海地区远离家乡，生活成本高，如果工资不能高出内地企业，势必对劳动力吸引力不足。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已有南方及沿海一些制衣、食品企业至山东内陆的德州、聊城等市落户。张善利说，目前已有一些企业联系到他，表示有向内陆城市转移的意向。他分析，现在许多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技术上已不能领先内地企业，如果沿海工资过高，势必影响他们的生存发展。
难说再见
压力虽然有，但记者采访了解到，大多山东外资企业并没有真正打算内迁或是投资到海外。位于青岛莱西市李权庄镇工业园区的韩资企业青岛泰光制鞋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1万多人的企业，为耐克等国际知名品牌提供代工服务。该公司人事总务辛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公司虽面临一家的用工成本压力，但整体情况仍很良好。
而据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台资企业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研显示，中国制造业重镇昆山的电子产业台资企业也没有减产转移的迹象。
“尽管‘迁厂’链条有所松动，但除工资外，产业集聚所必需的物流、金融、配套等环节，特别是法制环境、执行效率、文化观念等要素，不会一蹴而就。”欧普图斯(苏州)光学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丰汀如是说。
微星科技是台湾著名的电子企业，它的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昆山、宝安等沿海地区。该公司资深副总裁黄金请表示，公司没有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打算将工厂迁往中西部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
“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运输等配套更重要。”黄金请举例说：“一台一体机7-8公斤，工厂设在内陆，采用空运，则成本提高；采用公路运输，夏天可能遇到水灾，冬天又会有冰雪灾害。一笔账算下来，运输的成本比薪资成本要高很多。笔记本电脑有2000多个零件，一个零件配送出了问题，将影响到整个电脑的组装链条。”
而在苏南地区，一条完整的电子产品产业链已经形成，50公里半径范围内就可以将一台笔记本电脑的所有零件配齐。同时，该地区距离消费市场较近，这成为不少外企留下来的理由。
“苏南地区在30多年中确立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工业基地和产业链条等综合投资优势，并非一些刚开始享受‘人口红利’的‘世界工厂’候选者们短期内所能超越的。”李明贵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坚守苏南的外资企业正在向高端产品线挺进，研发投入不断增加。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台资企业研究中心近期调研显示，以电子IT产业为主的台商在大陆的研发投入比例节节增加。因为诸如富士康这类为高端科技产品从事代工生产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存在明显的不可替代性。
“其实，压力不仅来自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美资跨国企业天合光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邹西原表示，近年来土地、资源、能源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上升，加之人民币升值预期放大。“要消化这些压力，企业唯有加快技术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2008年至今，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产能扩张了7倍，但人员却仅增长了不到70%，这当然要归功于技术研发。“苏南‘世界工厂’的地位一定要坚守，不同的是要从‘制造’向‘创造’转变”，邹西原说。
日资企业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战丽告诉记者，她们日资企业的工资相对来说本来就比普通工厂高一些，目前大都在2000元以上，今年年初时的用工压力也不是很大。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份调查显示，青岛地区2000元以上工资水平的岗位，一般不存在招工困难的问题。
战丽表示，目前公司并没有向内地搬迁的具体计划，因为公司在当地有相当齐全的配套设施，物流、金融服务等都比较方便，并且这里的员工各种层次的都有，如果去内地，怕是高工资也不会招到熟练、技术水平高的员工。她认为，沿海总体投资环境还是要好些。
既然不能立即内迁或是撤资，面对人民币升值及用工成本的增加，一些企业便只能通过加强管理保住利润、留住工人。战丽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十分注意管理效率，在用电、用水及日常办公支出方面都进行了精细化管理，并通过适当提价消化成本。在员工过生日的时候为他们送去蛋糕，为员工宿舍装上电视，通过这些人文关怀，建立员工与公司的良好用工关系。
而在广东，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港台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加强市场拓展、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开发多种新产品是受调查港企最常见的应对策略，分别为73.8%、66.3%和59.4%。不少企业透过提升技术、改进工艺和运营流程、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外包部分生产工艺来提升竞争力。
来自香港的梁耀华经营的广州天创鞋业有限公司近几年的规模飞速增长，其在番禺的总部去年纳税4300多万元，预计今年将达到6500万元。
“我们也面临招工难的压力，今年春节以来新招了1200人，但是也有998人离职。我们对改善员工工作和生活环境做了大量工作，近期打算将员工工资提高18%左右，预计将来工资还会有大幅度增长，”梁耀华说。
广州天创鞋业的未雨绸缪使企业有能力应对新的经营压力。梁耀华说，公司很早就着意打造全产业链，成为一家集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由于有自己的销售终端，甚至可以自主提高定价以缓冲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另外公司也从一开始只做外销，逐步转变为只做内销，国内巨大的需求不仅保证了销售额的稳步增长，而且也避免了国外需求萎缩给企业带来的冲击。
梁耀华说，公司今年4月份与中国皮革与制造研究院合作打造“舒适度研究中心”，近期还打算与意大利的一家设计公司合作，利用意大利专利技术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除了主动进行创新、升级，通过多元化经营，努力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也成为珠三角港台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程丰原说，除了生产窗帘这一主业，他近年来花了很大精力向销售服务业拓展，成为台湾啤酒在广东、福建、海南、香港和澳门的总代理，还为欧洲一家主营建材、装饰的大卖场在中国大陆进行采购。
在蜕变中优化
事实上，随着薪资的上调，越来越多的一线操作工开始让梦想照进自己的现实。钱莉是来自四川广元的一名技校毕业生，在仁宝资讯工业(昆山)有限公司当一线工人。她说：“现在每个月可以拿到2000多元，这样的收入让我们有了奔头。”钱莉告诉记者，临近几个厂的一些工人夫妇已经把在城市远郊买房逐渐提上了日程，“看样子我们打工族还是有可能在城市安家落户的”。
“新劳工时代”的降临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而生产要素价格的上行也无法在短期内得以逆转。经历此番疼痛洗礼的苏南外企，坚定了在有限过渡期内完成产业升级转型信心的同时，也收获了当地政府在投资软环境上更加“贴心”的服务。
产业重机(江苏)有限公司是张家港一家日资船体零部件制造企业，市场份额一度占据全球细分市场的40%。2006年该公司承接了CILPPER集团24条3万吨散货船的建造订单。当时，金融部门经多方调研、评估和分析，判断产业有能力完成这些订单，为其首批12条船增加了10.7亿元的船舶预付款保函额度，加上此前的授信，总授信额达12亿元。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产业母公司的融资银行倒闭，产业母公司及其在日本的四家子公司随之“地震”，产业前期支付母公司的约7.4亿元预付款无法收回。同时，由于材料供应链断裂、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导致船东索赔的可能性放大。
张家港市政府在获知这一情况后，积极帮助企业协调各项工作：加强与苏州银监分局交流；加强与CILPPER集团高层的信息沟通，介绍订单项目进展情况，最终得到了该集团“不弃船”“适当延长交付期”“同意产业适时重组”的三大支持。
在产业资金断裂的紧要关头，中国银行张家港支行再次调剂9000万元资金，及时为其“输血”，保证企业正常的备料资金、生产所需资金，帮助产业逐步恢复到正常的生产轨道。2010年6月21日，产业制造的最后1艘3万吨散货船在政企的共同期待下顺利交付。
“有时候，一些挑战的来临，会让平时不那么紧密的联系一下子变得休戚相关。”接受采访的多位外企人士表示，经历了近期多轮危机的涤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贴得更近。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52亿美元，无锡和常州实际到位注册外资分别为18.13亿美元和13.5亿美元，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劳动力成本上行并未动摇苏南外企坚守的决心。
统计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沿海地区的外贸情况并没有出现异常，并且外资利用增长十分迅速。山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山东上半年实现进出口总额859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其中出口高于进口75亿美元；上半年利用外资同比增长23.6%，仅青岛市上半年就到账外资13.7亿元，同比增长83%。
青岛市城阳区劳动保障局一位刘姓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半年该区社会保障参保人数不断增加，近几个月每个月都以1000人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去年同期。记者了解到城阳区有1000多家外资企业，其中韩资企业占到了90%左右。
对此，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黄友嘉表示，过往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企业要想继续生存发展，必须另觅出路，大方向就在于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动内销。
事实上，近两年广东省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但不少港台企业仍然希望这些政策能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梁耀华说，他们虽是传统的制鞋企业，但也正在把研发、设计、生产、品牌运营等集中到一起，希望发展成总部经济，但是否享受相关政策扶持和优惠，却不得而知，“希望政府转型政策能更贴近企业，帮助企业渡过当下难关。”
暨南大学粤港澳台区域合作研究中心冯邦彦教授也说，面对压力，企业无非几种结果，一是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搬迁，最后就是等待淘汰的命运。“富士康事件带来的加薪潮看似偶然，实则是珠三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劳动力廉价、密集供应的时代正在慢慢结束。”他说。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蔺栋华则认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往往单位重量或体积的价值低，对运费极为敏感，运输成本降低了内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沿海和内陆的工人薪酬虽然有些差距，但是差距不足以抵消每个工人所加工的原材料和产品因陆路运输距离延长而增加的费用。她分析，一些大企业可能容易带动当地相关配套，但对于一些小企业就要难的多。
“外商投资环境在变化，但不是恶化，而是优化。这种优化，在力促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同时，也在倒逼企业完成自身的蜕变。”江苏常熟某外企负责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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