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广东民调的“社会温度计”
第三方民意调查机构已成为广东决策部门听取民意的重要渠道，其公正客观方面的实践具有标本意义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毛一竹 孔博陈冀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7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广东“社会温度计”，被当地媒体以头版大篇幅刊载，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信号：民心民意，那种曾经被认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民心向背，公众情感，有了量化的数据。用“社会温度计”这样形象、新颖的比喻来概括社会调查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广东民调的活跃程度。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近年来，无论是“半官方”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还是“民间”的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都在促进“下情上达”、“官民沟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成为广东有关决策部门了解社情、听取民意的“第三方”渠道之一。在民意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构成了我国民调领域鲜活的“广东样本”。
第三方民调探寻“民意家底”
在广东的民意调查领域，除政府统计部门下属的国家调查队之外，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和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这两个“半官方”或“非官方”的民调机构表现得十分活跃。此外，部分高校的科研力量及其他社会机构也在从事民意调查活动。
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家调查队以调查“民生家底”主旨，往往采用调查项目和口径较为固定的“主题先行”模式，其调查对象覆盖企业、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而各类半官方的、民间的民调机构的调查方向则更多地集中在“民意家底”，以其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视角来弥补官方民调的局限。
有关专家认为，区别于官方调查机构的第三方民调机构的出现，为获取真实民意、避免信息扭曲导致决策失误，以及扭转“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8年成立的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国内民调机构中堪称“元老”。该中心总干事赵建平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社情民意中心是改革开放初期广州较早出现民意社会需求催生的产物，当时的广州市委领导认为，光靠单一官方渠道的座谈、逐级汇报等传统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建立“院外”的民意调研机构，才能更有利于与民众沟通，为领导和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可靠的民意依据。
“院外”一词不仅表明了地理位置，也极为生动地诠释了第三方民调机构的性质。据赵建平介绍，由于当时国内体制改革还坚冰未破，所有社团组织一律姓“公”，都吃“皇粮”，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便成为一个“不定机构规格、不给编制、不给经费”，只“给政策”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组织。
相比之下，后出现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则带有“半官方”性质。该中心常务副主任冯胜平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是经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编办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因为受到省委领导重视，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第一届名誉主任由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担任，21个地级市的书记、市长、宣传部长都在中心担任高级顾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一直兼任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
冯胜平说，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展到现在，固定的工作人员有40多人，专家委员会多达500人～700人，并在21个地级市都组建了调查队伍，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有1000多人。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梓桢认为，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定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上把它看作和政府关系比较好的第三方，政府却认为它是民间组织。由于这种特殊的定位，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在调查民情时，还肩负着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职责，作为省委、省政府决策的科学信息库、思想库。
“饿老鼠”的生存方式
“社会温度计”专题调查今年5月起在广东省内启动，按照区域分布和人口结构特征随机抽取了广州、东莞、中山、江门、珠海、河源、汕尾，湛江8个市5200个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868份。主要问题涵盖城镇居民“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最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当前最关注的问题”、“认为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等。
这项专题调查的结果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北京、上海等各地专家的注意。作为“社会温度计”专项调查的负责人，郑梓桢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一个让他酝酿多年的项目，此次顺利实施要归功于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依托市场做公益”的运作模式。
郑梓桢曾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研究所担任所长，退休后来到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当了一名“不挂名”的专家委员会主任。谈及前后两个单位的区别，他形象地比喻：“社科院是不愁吃穿的‘胖老鼠’，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是自谋生路的‘饿老鼠’。”
他解释说：“社科院靠政府养活，很多项目对他们来说可做可不做，但在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我遇到的是一帮‘饿老鼠’，单位自负盈亏，项目不搞不行。在这种体制下，市场教育了他们，这些人干活更有积极性。”
成立之初，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为保持第三方立场，选择了自筹经费，不拿院里一分钱。对此，冯胜平戏称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运作方面，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会做一部分商业调查项目用来盈利，赚钱后再投入公益性的调查项目，以此在公众当中提高影响力。
“公益性调查项目的影响力是民调机构生存的根本。”冯胜平说：“像我们这样的民调机构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项目，一年差不多有一半的经费是做这些事情的。只有这些公益项目客观公正、有影响，我们才能同时获得市场的认可。”
对于这种政府领导、不给经费的做法，赵建平至今赞不绝口：“为什么政府不给钱？因为给了经费之后，民意调查的调子就会跟着政府部门走。一旦民意调查的结果受到人为干扰，决策层希望获得真实信息的意图就会落空。”
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工作人员粟华英介绍，21年来，关于水、电、煤气、公交车票提价、物价、治安、教育收费、医保、社保、劳动就业、购买住房、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诚信、农民工维权、食品安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等，这些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与社会诸多领域紧密相连的问题，在民意中心多年的课题调研中占有显著地位。关于这些热点话题的调查，往往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响，民意中心的电话常常被打爆，来访群众不断。
“民意不能成为‘摆设’，让民意真正参与决策”，这是社情民意中心近年来发挥积极作用的真实反映。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宁认为：“这种深层次的调查与解剖，为政府化解‘非主流’融入‘主流’民意提供信息支持，也是民调机构功能与作用与时俱进的一个创举。”
戳破“皇帝的新装”需要勇气
近年来，官方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频频遭到网民质疑，还催生出“被增长”、“被满意”等网络热词。仅以收入分配为例，在普通百姓当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人都认为收入少，别人比自己拿得多。小老板说公务员收入高，公务员说国企待遇好，国企职工又说做生意的富。老百姓不清楚彼此间的收入状况，更对政府发布的收入分配数据普遍存疑。
老百姓不愿意看到收入“被增长”，更不愿意调查结果变成打着科学旗号的“被满意”。当民调机构的调查数据无法做到客观真实，民心民意在“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上就也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而民调机构的尴尬之处还在于，要接受“官意”与“民意”的双重压力，往往两边都“不讨好”。在摸民意家底的调查当中，某些部门和地方领导抱有“皇帝的新装”心态，谁也不希望调查结果揭开自己的“新装”，露出赤裸裸的真相，伤害到自身或本部门的实际利益。
一名长期从事民意调查的专家说，在中国做民调非常困难，当你的民调结果和“被满意”不吻合时，就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有时还有被扣帽子的政治风险。从事民调行业21年的赵建平告诉本刊记者，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窗口”行风调查结果公布后，不止一次地遇到这种情形：满意度高、排名第一的，打电话表示感谢；满意度低、排名靠后或倒数第一的，往往由部门主要领导带队前来民意中心质疑，“你们是怎么评出来的？”“为什么和我们的调评不一样？”……
一些调查对象由于不满调查结果，甚至把民调机构视为“眼中钉”。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做完业主对楼盘管理满意度的调查后，满意度倒数第一的房地产公司马上通过各种压力渠道，要求核实调查是否真实。
尽管如此，在近年来政务公开、第三方监督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民调的接受程度和呼应程度都有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今已有31个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进行过民意调查。广州市政府纠风办更是下发“红头”文件决定由“第三方”通过“民调”的方式来进行行业行风评议，从2003年起，民意调查结果占行风评议30%的比例来评定。地税局更将民意中心的调查结果规定占年终考核50%的比例。
赵建平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党政机关对民意的需求已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成熟阶段。冯胜平也表示，虽然面临压力，但民调机构更要坚守原则，不唯名不唯利，只唯实只唯民意，用独立客观的民意调查还是能够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政府的支持。
行业培育缺乏长效机制
郑梓桢告诉本刊记者，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队伍过去在专业性方面有较大的欠缺，随着一次次调查的开展，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形成了四个层次的较为成熟的调查网络体系：
一是由顾问和专家委员会确定紧扣时代脉搏的选题；二是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组建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队伍，与研究中心保持合作关系，按项目计算酬劳，有淘汰机制；三是每个地级市的样本库都有600份样本，针对不同对象，可进行访谈式、问卷式、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的调查；四是定期编发《广东省情内参》《广东省情调查报告》《广东社情民意调查报告》。
但由于缺乏对整个行业的长期培育，目前第三方民调机构普遍面临“缺钱少人”的困境。冯胜平告诉本刊记者，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经费是按照国际惯例来做的，每笔调查都有单项经费，某些认为这项调查有价值的机构或个人愿意出钱来做，我们把他们称为“志愿者”。但对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这样的非营利性机构来说，仅依靠志愿者“自掏腰包”远远不够。
广州社情民意中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赵建平表示，中心一直没有政府财政拨款，实行独立核算，主要靠理事会单位的无偿赞助和承接委托项目适当收费开展民意调研工作，成立21年来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时至今日，每年还得四处筹集200万元作为运作经费。
因经费不足，一些民调机构的业务开始向商业领域的调查项目倾斜。冯胜平介绍，目前，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业务项目分为两块，各占全年业务经费的一半：一类是像“社会温度计”的公益项目，为政府和社会服务，提高公众影响力；另一类是受企业或其他部门委托的咨询项目，用于机构营利。但问题是，“现在经营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比如一些本应政府出资承办的项目、活动，都让我们来承担，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在人才培养方面，民调机构也面临断层的危险。郑梓桢指出，如果“缺钱少人”的难题不能顺利解决，可能导致民调机构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他说，由于经费缺乏请不到人才，做不出高水平的项目，就更加吸引不到投资。
冯胜平坦言，在经费少、待遇低的情况下，民意机构培养的人才经常被大企业高薪挖走。靠组织的文化理念聚拢的人才往往是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30岁～40岁的人才面临生活压力很难吸收进来。
多元互补格局有待完善
业内人士指出，社会各界信任第三方民调机构还需要很长一个过程，民调机构要把品牌做大做强尚需一段时日。政府要加强对第三方民调机构的扶持，建立一个多元互补、合作发展的民调格局。
赵建平认为，民间调查机构能够集中民智发挥作用，在新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所具备的积极力量是官方机构无法比拟的。所以政府应该大力扶持民调机构的发展，解决民调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扰。
冯胜平具体解读说：“未来的趋势是做纯商业的民调机构可以生存下去，像我们这样介于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的机构，要做到政府和群众都信任就非常困难，所以必须重视信誉和品质，把品牌做持久。现在政府虽然很支持我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但还需要一些政策上的扶植，把国内的民调行业培育起来。”
首先，政府应通过购买第三方民调机构的服务进行市场培育。多位专家指出，在国外，政府会花钱购买民调机构的社会服务，但在国内，这笔钱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如果能够多扶持一些第三方民调机构，可以起到互相促进提升水平的作用，并在市场上形成良性竞争。”
郑梓桢认为，社会管理应该有所创新，建立一个适合现代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管理模式。政府不应只依靠官方的民调机构，调查社情民意也是一种社会服务，政府购买民调机构的服务既能了解民意、汲取民智，又能建立起培育民调行业的长效机制，是值得探索的一条路。
其次，建立民意基金会的管理模式，解决民调资源有限，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问题。赵建平说：“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造成民调资源的有限，制约了民意中心的发展，希望能实现民意基金会的管理模式；另外研究人员流动性比较大，队伍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而更为重要的是，民意中心等民间组织机构更渴望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公正看待。”
作为刚刚起步的新兴行业，民调机构的健康发展还离不开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室主任助理王文俊认为，不应赋予民调机构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要有太多的监督情结，作为一个专业民调机构，它只是反映了民众对某项政府行为的评价，起到的是民意检验的作用。
“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正面看待这些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在官意与民意相左时，有关部门不要对民调机构随意扣帽子，不要随意与政治意图挂钩，民调机构来于一线，旨在对民意作客观独立且负责任的调查，正规的民调机构应赢得全社会的承认和尊重。”赵建平最后说。□
《瞭望》文章：探秘官方民调
目前我国民意调查机构大部分附属于政府部门，按说能保证民调结果的权威性，但需避免结果被相关利益部门“修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南昌市省府大院西二路3号人口办大楼7楼，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便落户于此。作为国家统计局系统下的28个省(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之一，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经过七年打拼，在当地名声越来越大，在党委政府与民众之间，搭起了一座良性沟通的“民意桥”。
多年来，国家统计局系统的各级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已逐渐进入更多普通民众的视野，但其调查手段、运作方式、资金来源，以及与政府的关系，在外界看来，一切都还显得那么神秘。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通过这个官方民意调查机构，感受着中国民调事业在起步中的迷茫与探索，困惑与追求，以期从这里找到一些清晰而明确的答案。
专职身份
2004年11月10日，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经国家统计局批复同意挂牌成立，是江西省内唯一拥有“社情民意”调查资格的专业机构。据了解，在各地统计系统的民意调查机构中，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属于最早成立的调查机构之一，并在“出身简介”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宗旨——“追求卓越、关注细节、崇尚正直”。
“中心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已由最初3人增加到现在16人。”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主任梁步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心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着眼社会，关注民生，广泛收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信息，搭建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新桥梁。”
他介绍，目前中心主要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为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制定政策法规、工作计划、组织管理征集百姓意见和建议，反映百姓对其公众形象和施政成效的评价与看法，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对突发事件所持态度进行快速调查；二是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部门进行政风行风评议及改进措施分析，测评服务质量和水平，工作满意度调查。
自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一成立，梁步新就一直任主任至今，号称“老民调”，“随着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社情民意调查，这些年来委托的项目越来越多。”截至2010年6月，江西省民调中心共完成各类调查项目50多个，累计完成成功样本超过70万个，收集百姓的意见和建议50万余条。而且，从2005年开始，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已不再接受任何市场调查，专门从事社情民意调查。
至于调查内容，已经由最初公众安全感调查，扩展到了省政府考核体系中的民意调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调查，“民生工程”满意度调查，公众安全感调查，国税地税系统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等等。
直接分管民调中心工作的江西省统计局副局长彭道宾告诉本刊记者，江西民调中心的项目，60%是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委托项目，40%是自选项目，“中心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财务独立核算。在人事方面，所有聘用人员都由中心领导采用社会公开招聘的方法选用，实行公平竞争的用工制度，形成了一支综合素质高、人才结构合理、机制充满活力的调查队伍。”
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吴士辉介绍，目前从整个统计系统来看，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与各省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属于上下级业务指导关系，各省市民调中心人事权在地方统计局，资金来源个别财政差额拨款，多数全额拨款，也有的是自收自支。
揭秘民调中心访问室
据了解，与其他省市民意调查机构一样，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手段，完全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电访室线路由中心成立当初的42个席位42条线，扩充到现在的70个席位240条线。”梁步新介绍。
8月3日下午，本刊记者探访了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访问室，亲身体验了访问员的工作。这里正在进行“2010年江西省公众安全感调查。”18点20分，本刊记者一走进访问室，就看到数十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大学生访问员，正在电脑前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工作。旁边的监听席位，6名监听督导员头戴无线耳机正在对电访员访问过程进行实时监听。“利用这个监督平台的软件系统，每一位访问员的调查内容，监听督导员都可以监听到。”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喻林华告诉本刊记者。
经过同意，本刊记者也戴上耳机，任意挑选了一位访问员与受访者的对话进行监听。这个访问员拨通电话后，用普通话问：“您好，我是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访问员……”电脑显示对方电话号码是0791620××××，受访者是南昌的一户居民。
据喻林华介绍，CATI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omputerAssistedTelephoneInterviewingSystem)的简称。在确定要访问某个城市或乡村时，只要把电话号码前3位局域号设置完成，就可以甄别错号、空号，直接为访问员自动随机接通正确的电话号码。
“CATI系统是由电话、计算机、访问员三种资源组成的一体的调查访问系统。”喻林华说，“访问员根据计算机依照抽样设计的要求，随机拨号并接通电话找到合适的受访者后，按照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调查问卷将调查内容逐一读出，并将被调查者的回答用计算机如实记录。”
据了解，“CATI调查”是目前国际通用的现代统计调查技术，是一种快速、高效、高科技的社会调查手段。具有调查范围广、访问效率高、过程不扰民、全程监控严、数据真实度高、统计分析准等六大优势。
彭道宾分析说，这种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由层层开会布置调查任务变为由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直接访问调查；由大量印发调查问卷变为在计算机上直接显示；由访问员走进千家万户变为由一个个访问电话快捷入户调查；由以往的手工填写问卷变为由现代计算工具迅速输入；由时时处处提防人为干扰变为极难受到干扰；由需要高昂的调查经费变为只需相对最少的调查费用。从而使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时效性明显提高，成本大幅降低，调查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成效源于“双向互动”
据了解，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分为对内与对外两条渠道发布。目前所做的全部项目中，大概70%要对外向社会发布。“对贴近公众生活的选题，经委托方同意，民调中心会向社会公布，比如居民收入、幸福感、关注热点等。”梁步新说，“涉及到特别敏感问题的调查，民调中心主要通过内参形式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作为内部决策依据使用。”
据了解，2009年，经江西省委宣传部批准，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在全国率先创办《江西民意调查》内参专刊，专刊专送省委、省政府领导。2009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对《江西民众对实现保增长目标信心的民意调查》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江西民调中心的民意调查报告“对于省委了解社会动态是十分有用的”。
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对江西民调中心调查报告也作出过重要批示：“省统计局的调查分析工作很有价值，对了解民意，改进工作有重要参考意义，希望进一步围绕江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多作深入的、反映本质规律和变化的调研分析。”
本刊记者调查也发现，民意已介入江西省各级党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比如2006年，江西省财政厅委托江西省民调中心进行了一次江西省未享受医疗保障城镇居民对拟建立的“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制度”的接受程度及参加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参加“财政补助40%，个人负担60%”模式的人群比例最高。
据了解，江西省财政厅得到上述调查结果之后，相信数据、适应民情、顺从民意，改变了原来“财政补助30%，个人负担70%”的设想，采纳了调查的结果，使百姓得到了实惠，使政府得到了民心。
今年3月，《江西民意调查》反映：“有些干部把‘低保’变为关系户的福利。”省政府副省长熊盛文阅后作出重要批示：低保发放中“优亲厚友”问题要利用今年的重要整治做到基本杜绝，并将该报告转给省民政厅有关领导参阅。随后，省民政厅对享受城乡低保的基层干部及其亲属进行登记备案，定期核查。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已完成近3万名此类对象的核查清理工作，共取消7383名基层干部亲属的低保待遇。各设区市对城乡低保资金发放进行专项治理，一批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城乡低保对象被清退。
“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兴衰、执政安危，这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彭道宾反复向本刊记者说的一句话。据本刊记者了解，在2007年江西省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56个省直部门、行业对应的设区市一级的589个单位进行了调查。
通过这次政风行风评议评价活动中，集中解决了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比如有效地治理了教育乱收费。查处教育乱收费案件135件，查处违规金额807万元，为570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为136万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为33.4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调查显示，当年，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达到85.3%。
而2010年“民调评警”活动更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今年5月，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接受南昌市公安局委托，对全市856名社区(驻村)民警进行随机调查，并将考核结果实行全市排名，对累计排名前50名的民警授予“群众最满意的社区(驻村)民警”称号，排名后30名者，将有相应惩罚。
据了解，这次“民调评警”活动的实施，有效调动了社区民警为群众服务的主动性、自觉性。这次活动中，南昌市社区民警共走访群众56万余户，发放警民联系卡60余万张，安装警民联系牌9万余块，召开恳谈会2700余次，化解矛盾6100余起，创建平安小区860余个，为群众做好事21400余件。
中共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胡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这次“民调评警”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活动让公安工作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使民警自觉下沉，下去接触老百姓，为老百姓办实事，把民警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本刊记者的调查情况来看，江西省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也意识到了民意调查对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十分有益。民调中心很多调研数据和结果，也经常在各级党政部门文件中被正式引用。
经过多年实践，梁步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地方的民意调查结果要起到真正实效，除调查机构能出客观、真实的数据外，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搞民意调查的动机也起决定性因素。”
梁步新进一步解释道：“如果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不能勇于面对民众的合理诉求，不愿自我揭短，不能正确面对矛盾，而是把民意调查结果用来作为粉饰政绩的手段，那么这样的民意调查就会走入死胡同，甚至会遭致民众的反感和唾弃。”
用制度创新应对“反考核”
“客观真实是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生命，调查质量决定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生死存亡。”彭道宾说。为此，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成立七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建立了16项民意调查执行的相关制度，规范了42个民意调查执行程序，严格了6个民意调查的监控环节，形成了由调查对象——访问员——督导员——项目负责人——委托单位的一个严格、科学、规范的循环操作流程。
从2006年开始，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还把工作重点由以往的作调查、出结果，渐渐深入到挖掘数据潜力，更好地为委托单位、被评单位提供服务的层面，建立起了“调查、结果、服务、反馈”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使民意调查结果更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据梁步新介绍，为使调查的数据、访问的内容、分析的论据能够做到真实、客观、公正，每次调查都是委托单位、被评单位、调查单位共同设立密码，调查工作结束后，三方到场，共同解开密码。而大量的媒体也会被请到现场，一起见证结果并及时发布，以杜绝结果在发布前被相关利益部门“修正”。
“这种时候，完善的制度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只要把制度拿出来，给对方解释清楚，最后的结果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对方能理解也明白了，要出成绩的唯一办法，就是踏实做事得到民众的认可。”梁步新说。
在梁步新看来，应对“反考核”最科学的手段，就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由于访问员和被调查对象直接沟通，没有中间环节；还有现场实时录音；调查对象是电话随机抽的，造假的难度和成本都很大。”
“让被访者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也非常重要。”梁步新说，“对被访者，访问员从来不问其姓名和地址，以此排除被访者的一切后顾之忧。”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过一位受访居民，他感慨地说：“以前没有人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现在政府能主动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因为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我愿意配合，也希望多做一些这样的调查。”
同时，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也在不断改进调查方式，如不提前公布调查时间、多调查移动电话用户，在方言相近的地区之间实行“异地调查”等，以增大“反考核”的成本，力求避免受到外界因素干扰。
官方民调的优势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官办民调机构也具有明显优势，比如政府财政的支持从基础上保障了调查的效果，能为整个调查提供更充裕的选择空间；经由行政命令执行的调查，能获得很多行政力量衍生的资源，使整个调查避免诸多阻力；能获得更广泛的调查空间，包括敏感的政治问题，等等。
“官办民调机构的特殊性像一把双刃剑，在创造优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官办民调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要提高官办民调机构的公信力，消除民众的质疑，关键在于保障民调结果的真实与客观。”
“目前各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相对隔离，还处在探索阶段。”尹韵公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个调查中心出现民意造假行为，尽管只属于个别现象，但损害的将是系统内数十个民调中心的声誉。”
尹韵公建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应牵头，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科学、规范的运作机制，不断完善调查手段和提高应对‘反考核’的能力，逐渐树立起自身的品牌形象。”
在更多受访专家看来，民意调查作为一种社情民意的传达机制，只有远离来自权力的压力，才能以中立的角度，来确保民意调查结果的真实与客观。因此，对于官办民调机构而言，除运行机制不断创新外，最终的发展出路还在于实现自身运作与研究的相对独立。
尽管目前国内的官办民调机构成立时间不长，但受访者还是普遍对其发展前景抱有积极的期待。“在经费、人才、管理体制等方面，官办民调机构的转变固然艰巨，可这种转变将是其自身发展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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