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稳步推进政治改革不会乱。因为绝大多数人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政策，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败。有这个基础就好办。在民族独立上，毛泽东立了大功；邓小平改革开放解决了13亿人温饱问题；现在谁解决了民权问题，谁就能在中国历史上再立一大功。
陈小鲁：中国既有封建传统，也有革命战争传统，再加上前苏联传统，形成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进了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创新和优点，但也使原有体制的痼疾得以强化。
从根本上讲，所谓政治体制，其功能就是管理整合社会，而不是使社会分裂、冲突。当然，不同的社会管理整合模式也有优劣之分。以什么区分？主要是老百姓的幸福感、满足感，这与经济发展和分配结果有关。
按现在的体制管理这样一个大国，至少表明有能力控制局面。在现行体制下，经济还能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政治适度改善。尽管百姓意见纷纭，但多数还是可以容忍的。这和东欧崩溃之前是不同的，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好的社会基础。
王长江：社会上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感觉，如果不继续改革，老百姓的认同会下降。
老百姓首先要选择自己放心的人来掌握公共利益的分配，这是民主的第一个逻辑起点，即授权民主。民主大大滞后于实际的要求，根本是在授权的环节。现在有一种以民生取代民主的倾向。实际上，只要不解决民主问题，就没法公平。即使做得好、做得公平，毕竟还是替民做主。
在社会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回答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越来越超越经济方面的要求。比如，在工人停工、市民散步等社会事件出现后，是在制度上推进解决之道，还是采取保守或倒退的方式处理？
我们不奢望搞出一个宏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但至少让人觉得你走的方向是对的，大家能够看到希望。考虑中国人口众多等国情，我们把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作为“有序民主”的具体思路。
这个思路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党内民主本身迟迟不能涉及到要害和关键，该民主的地方绕过去，不该民主的地方滥用民主，我看花拳绣腿的东西多了些。
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在某些时候反倒给我们一个借口，似乎可以先让社会民主停一停。结果对社会民主的限制很明显，党内民主却进展不大。这样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就停摆了！
政改现实路径
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
《财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或者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路径是什么？
杜导正：第一步先要放开舆论，先在党内，后是国家，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氛围。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
有两个方案：一是搞“试验田”。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或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二是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也是总结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成就。这是人类共同的文明。
陈小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大题目，需要时间、耐心和脚踏实地地努力。目前我们能做，而且必须做的是思想启蒙。俄罗斯从托尔斯泰时期开始启蒙，所以前苏联解体时没有流血，后来转型比较平稳。欧洲启蒙时间更长，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深植于民众中。
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我寄希望于国民。中国国民中希望有“好皇帝”、有“清官”的思想还很浓厚，忍耐能力特别强，但是别忘了一句古话“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思想启蒙很重要，学校应该多讲民主、讲自由、讲博爱、讲天赋人权、讲人道主义，讲权利、讲义务、讲道德、讲操守，讲法律。这样我们的国民有自由的思想、有独立的意志、有自律的精神，就能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能够在理性基础上互相妥协，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少付出些代价。
王长江：我们越有意无意地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其含义就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过于意识形态化，使政治体制改革往往一被提及就会引起争论、遭遇阻力。关键是执政党要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推进政治体制变革，抓住核心东西。
例如，政党本质上应该控制政权，但这是有边界的，不可以打乱公权力运行的内在逻辑。我们在这方面之所以不顺，就是把民众对公权力的授权和选择权变成了政党对公权力的授权和选择权。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用法律规定党的书记、人大主任、政府首长不能兼任，也免不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邓小平抓住了党政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把它看做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很深刻的。
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去落实就行了，现在很多时候恰恰是回避这些核心问题。但直到现在还常常有人把照搬苏联模式时留下来的一些习惯性做法当做不可更改的原则。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都在推进，领导这个事业的执政党不要改革？当然，这是改革攻坚战中最难的领域。
《财经》：有一个说法，现在是改革和“革命”赛跑。如果改革延误，不满情绪会否表现为激烈的冲突？
杜导正：改革越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1980年邓的讲话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破题之举，30 年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成为这一代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政治家的思考是先讲是非，后讲利害；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决策的出发点，也是决策的归宿。改革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未竟的事业”。
陈小鲁：现在工人、农民维权事件越来越多。虽然群体性事件不是全国性的，但要居安思危，要有改革压力。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当权者不改，会形成民变。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从现在来看，中国十年之间不会出现问题，社会相对稳定，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和整合是有效的。但是不可能永远这么下去。一方面，现行体制固有的顽疾在强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人们可以接触各种思想理论，思想碰撞必然引起思想震动。群众的容忍度在下降，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
王长江：不少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对政治体制改革表示忧虑。需要指出，改革和不改革，改革的力度是快是慢，并不取决于执政者自己的判断，而取决于民众的认可度。
如果民众认可度比较平稳，说明改革力度还可以；如果民众认可度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改革力度不够；如果改革步伐不足以使群众的不满得到遏制，如果不满情绪的增长快于改革的速度，那早晚要出事。只能是冲出体制外寻找路径。
现在，即使是改革中的得利者，也对现状牢骚满腹。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现在还不抓紧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弄不好会失去机遇，成为历史罪人。我们要有紧迫感，要负起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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