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痛楚记忆与超越想象
张颐武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通过影像看到圆明园而感到的巨大的震撼。
这是在1981年，我在北大的大食堂观看电影《沙鸥》。在这部电影里，女排运动员沙鸥面临着男友突然离世和自己职业生涯的危机，在圆明园遗址的大水法附近徘徊，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今天之间徘徊。在这里，她从历史中汲取了力量，获得了历史赋予的新的信心和自我认同，使她超越了消沉和苦恼，最终做出了人生的选择。
具体的故事在今天的记忆中已经斑驳，但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下，孤独女性对于自己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却让我终生铭记。
其实，我的家就在离圆明园不算太远的海淀区魏公村，小时候就曾经许多次来到那里。1980年，进入北大念书之后，更是和圆明园近在咫尺，时常到那里散步。虽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积淀，但却没有在电影里看到的圆明园那么震撼。在电影里，圆明园所具有的历史感的凝聚，其实比我们在现场感受的更加强烈，这是一个“陌生化”效果的典型例子。
此后，无论是李翰祥的电影《火烧圆明园》，还是当时出现的圆明园诗派，或二十世纪90年代出现的圆明园画家村都是引人瞩目的。可以说，圆明园的记忆在现代以来一直存在，但其巨大象征意义的真正建构，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最终完成的。
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种强烈的落后感，一种需要奋进追赶的焦虑感都是通过对“圆明园”的表现来展开的。圆明园是一个直截了当而又充满了丰富意涵的象征，它既象征着中华民族沉重的历史积淀，又最深入地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挫折和困扰。它强烈地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记忆深处的“悲情”，而这种悲情在我们开始走向一个新的“中国梦”的起点的80年代，有着不可忽视的强烈影响和冲击。
它昔日的辉煌印证了这个伟大民族曾经的强大和兴盛，它毁灭后的遗址则见证了一个民族曾经难以逃避的屈辱和失败。这些，都以“大水法”遗址作为最具震撼力的现实“存在”。在这里，存在的遗址是我们历史伤口最深刻的记忆，而超越这悲情还需要一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于是，80年代以来对于圆明园的重修和重建，以及追寻海外流散的圆明园遗物等等，都成为了中华民族对于自己近现代历史的伤痛超越的努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体为之努力的“中国梦”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圆明园更加成为了我们对自己身份新的期许和希望的一部分。
我们追寻“兽首”，期望圆明园流散海外的文物的重归，或是有许多人期望重建一个完美的圆明园的努力，虽然有诸多争议和探讨，但都是要见证一个民族抚平伤痛，超越痛苦，走向新的历史境界的一种努力；这也是一个民族从自己是世界历史“边缘”的他者的形象，走向新的深深缀入到世界之中的关键性的“构成”的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梦”有其历史的根源，圆明园的痛楚正是这一梦想在历史中的源头，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历史的失败，是痛楚的记忆；但今天我们重新让圆明园回归历史，其实也是超越悲情，建构新的想象的努力。
有时候，怀旧并不是一种沉溺于过去的消极状态，反而是积极面对未来时寻找自己的历史根基的努力，在这中间，我们寻找记忆的片段，让它们给今天和未来一个依据和理由。这是圆明园不朽的意义。虽然具体的事情会有争议，但圆明园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和价值，已经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共同部分。
这是历史，也是今天，同时也蕴含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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