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完美的悲剧
当我们细读《红楼梦》的文本时，会发现，在林黛玉这个总体上如诗般存在的艺术人物的身上，也有着本真和非本真的两种存在状态。
如果说，在容貌和衣饰这些描摹人物形象的环节上，曹雪芹对黛玉尽量采用了虚化的艺术手法的话，那么，在影响人物心路历程的身世遭遇的描写上，他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分身。
主笔◎鲁伊 题图◎老牛
不寻常的四十五回
“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
这一段文字，出自《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有如分镜头剧本中的一幕，一个潇湘馆的大远景后，镜头缓缓拉近，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林黛玉——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并非黛玉的第一次出场。当此之时，距离年幼丧母的黛玉洒泪拜别父亲、北上依傍贾母、下定决心“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注：据周汝昌《红楼梦》纪年)。这也不是《红楼梦》中，黛玉最著名的一次出场。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第三十四回中的“题帕”，乃至于高鹗续书中第九十七回的“焚稿”，早已成为几百年来人们心目中林黛玉的经典形象。与那些感情浓郁、戏剧冲突强烈的场景相比，在这个“残漏声催秋雨急”的夜晚，发生在潇湘馆里的事情，实在太过平淡而琐碎，说起来，无非是秋天到了，林黛玉又犯了咳嗽的老毛病，连日在家静养。从下午到晚上，宝钗、宝玉和一个送燕窝的婆子，分别登门探望。
然而，这看似寻常的3000多字中，却伏着许多初看时令人不解的谜团。最明显的，便是黛玉对宝钗态度的改变。在宝钗提起燕窝粥的话头之后，黛玉竟然第一次，也是整部《红楼梦》中唯一一次，与一向不甚和睦的宝钗说起了自己寄人篱下的苦处：
黛玉叹道：“……你方才说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宝钗临去时，生性“喜散不喜聚”的黛玉，居然向宝钗发出邀请，“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而当蘅芜苑的婆子送来燕窝和洁粉梅片雪花洋糖时，黛玉道：“回去说‘费心’。”命她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婆子笑道：“不瞒姑娘说，今年我大沾光儿了。横竖每夜各处有几个上夜的人，误了更也不好，不如会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闷儿。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了。”黛玉听说笑道：“难为你。误了你发财，冒雨送来。”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
在这里，黛玉表现出来的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与第七回中，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送宫花来时的情景，大相径庭。这还是那个“孤高自许、目下无尘”，“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便是当着贾母和王夫人的面，与宝玉一言不合也即转身就走的林黛玉吗？如果说这只是因为被宝钗抓住了读禁书的把柄、受了小恩小惠的笼络，却未免把曹雪芹倾注了如此多心血所塑造的林妹妹看低了。在与宝钗犹如“儿女小窗中喁喁也”的互吐真情时，黛玉说，“我长了今年15岁”，但细观通篇，那种对世事人情的洞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了悟，哪里像一个不过一年前还会因为一点琐碎小事而与宝玉拌嘴争锋的小女孩？
更重要的是，这个晚上，事实上也是《红楼梦》中，宝黛之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宝玉夜探潇湘馆，实在是整部书中难得风光旖旎的一出场景。没有口角，没有猜疑，只有发自内心的体贴与关切，仿佛最不经意的对话，最不经意的动作，甚至透着几分“呆气”，却是缠绵无限，令窗外的凄风苦雨一时都变得温暖起来。然而，就在这让人可以对未来的闺房之乐浮想联翩的热闹文字中，却暗藏悲音。宝玉向黛玉展示自己新得的斗笠，说也要送她一顶。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及说了出来，方想起话未忖夺，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得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
在这一段后，庚辰本上的脂批写道：“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儿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果然，此回以后，串起前四十五回的宝黛爱情故事主线仿佛一下子被曹雪芹搁在了一边，《红楼梦》由情节剧一变而为情景剧。鸳鸯拒婚，香菱学诗，晴雯补裘，探春主政，尤二姐和尤三姐的香消玉殒，大观园里的风波迭起……在这一个一个小故事的起承转合之间，宝玉和黛玉只是旁观者，再不见了此前十数回中层层迭进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令人焉得不叫绝称奇”的大段感情描写。如果说宝玉的形象尚在其后在其他人的故事中有所发展丰满的话，黛玉的形象却自此固定。即使是在紫鹃试宝玉那一段对手戏中，主角也是紫鹃和宝玉，不是黛玉。而另外两处大段描写宝黛相处情形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各抄本均是缺文，几乎已经被公认为后人拟作——即使不考虑拟作的因素，从文本上考察，“悲题五美吟”的场景中，宝玉和黛玉的絮语，关于闺阁字迹不外传和作诗首推命意新奇的讨论，都未能超出第四十五回和第四十八回的窠臼，更像是把之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回。而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一向超然的黛玉居然对身外之物执著起来，就更不像了。
对于这种明显变化，曾有号太平闲人的《红楼梦》评论家认为，这是因为宝黛二人年纪渐长，自己已知道约束。但张爱玲却否定了这种说法。在《五详〈红楼梦〉》中，张爱玲对抄本不同年代版本上的原文和批注进行考证后指出，“这七回(第二十九至三十五回)是(宝黛)二人情感上的高潮，此后几乎只是原地踏步，等待悲剧发生”。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后部的宝黛场面写得较早，而第二十九回至三十五回是(曹雪芹)生前最后改写的……是作者逝世前不久才定稿”。
自《红楼梦》问世，评论者众多，有一种说法是，几乎每一个在近现代史上留下名儿来的人，都曾经就这部奇书发表过见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在这许多评论中，对理解《红楼梦》本身的故事最有帮助的，并非那些出自历史学家之手的详尽考据，而出自那些自己也写过小说的作家或是对中外文学作品有所研究的文学评论家，比如王国维、张爱玲、林语堂、余英时、宋淇、李长之等人。考据派红学家最大的荒唐在于，总是要煞费苦心地将作者和血和泪打磨出来的一块纯净无瑕的美玉，还原成为其一切未分明的粗糙生活原型，明明是与月下把火、苔上铺席类似的煞风景之举，还以为只有自己得了其中的三昧。而文学评论的好处，则在于承认文学作品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一旦完成，便拥有自己独特的美的存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解构那些美，而是欣赏它们。在上述这些从文本出发解读红楼的人中，因与曹雪芹相近的身世和文字天分，张爱玲的见识，又更胜出三分。
晚年的张爱玲，花了10年的工夫在《红楼梦》的考据上，乃成《红楼梦魇》一书。她的最重要的，也是迥异于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家的一个观点便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红楼梦》，乃是一部曹雪芹终其一生不断改写，不断调整故事结构和人物命运走向的作品，“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这种改写，几乎贯穿了曹雪芹成年时代的全部，曹雪芹本人在可能长达20多年的写作时间中所经历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在一遍一遍的改写中体现于作品之中。张爱玲认为，宝黛的故事是“此书中最晚熟的部分”，在曹雪芹最初的构想中，宝玉的感情还交代在以他身边女子为原型的袭人和史湘云身上，但“等到宝黛的故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爱情不论时代，都有一种排他性”，宝黛的爱情悲剧，反而成了《红楼梦》的主旋律。
带着这种认识再回头去看第四十五回，便恍然大悟。即使并非完成于曹雪芹“泪尽而逝”的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3年)除夕之前，这一回，也当是作者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之一。黛玉在这一回中远远超出自身年龄的深沉与了悟，正是历劫之后曹雪芹对于人生悲剧的重新认识与写照。曹雪芹去世140多年后，在《红楼梦评论》里，王国维点明了这种悲剧的本质：“……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黛玉的两种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分为两种，也即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在日常的杂然共在中，那些沉溺于物质性的常人的存在，是人的异化的非本真状态。而能够摆脱生活的异化，充分展现和发展自己个性的人，则是以本真的状态生活在天地之间。
在《红楼梦》中，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衡量，林黛玉无疑是最本真的一个存在。她的敏锐，率性，灵秀，真诚，令这个人物尽管有着种种性格上的瑕疵，却依然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与曹雪芹同时期的脂砚斋在批注中对黛玉赞道：“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红楼梦》问世200多年来，人们对于一生都在努力做人的宝钗的评价，或褒或贬，众口不一。但对于把生命活成了一首诗的黛玉，除了赵之谦等少数人之外，却几乎全是同情、怜惜与赞叹。
但是，当我们细读《红楼梦》的文本时，却会发现，在林黛玉这个总体上如诗般存在的艺术人物的身上，也有着本真和非本真的两种存在状态。
林黛玉是谁？在比较公认的观点里，黛玉是有原型的，正如其他几个曹雪芹笔下描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如凤姐和袭人，她是曹雪芹“半世亲睹亲闻”、当年曾经耳鬓厮磨过的几个女子之一。有人甚至考证出她的姓名，是李香玉或竺红玉。
然而，正如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所指出的，大观园或在人间确有原型，甚至可能与曹家旧宅有许多细节上的相近，但归根究底，它却是曹雪芹所创造出的、与外面的代表肮脏和堕落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绝的理想中的净土。而乌托邦式的大观园中这个至清至洁至情至性的林妹妹，本质上，也是曹雪芹用来寄托自己理想的虚拟的艺术人物。
这种虚拟的第一层是杂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说：“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生)崔(莺莺)两方之词，成为一理想中之黛玉。”但是，比这种杂糅更能体现出曹雪芹高度的文学自觉的，却是更深一层的，在不断的改写过程中，对黛玉身上非本真存在状态的逐渐剥离。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在这段著名的描写宝黛初见的场景中，刚刚还不惜用几百字详细描述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衣着外貌、在整部书中都表现出对服饰器物的一种细节迷恋的曹雪芹，却对黛玉衣饰绝口不提。
甲戌本在这里批道：“不写衣裙妆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黛玉之举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是何等品貌。”这固然是一种观点，但在张爱玲看来，在整个前八十回中，除了以斗篷串起整回书的“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中，逐一交代大观园中各人包括黛玉的外衣之外，“写黛玉，就连面貌也几乎纯是神情……通身没有一点细节，只是一种姿态，一个声音”。这种“如影纱事”的虚化写法，正是为了赋予“世外仙株寂寞林”一种没有时间性的缥缈感觉，“深得浪漫主义文艺的窍诀”。是以到了第八十九回中，高鹗让黛玉穿上了“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支赤金扁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真比如‘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就不只是粗俗，而且刺目了。
这种虚写，无疑是成功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画出一幅自己心目中的美人图。但曹雪芹一开始就是这么写的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而证据，藏在对黛玉“多愁多病身”的叙述中。
“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这是林黛玉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也是她留给大多数《红楼梦》读者的印象。然而，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这却很可能并非曹雪芹真正想要塑造的林黛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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