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拆迁的兴旺学校的校园内，站在正在志愿者的画——“生命树”前，陈传华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委屈与悲伤，掩面而泣。
工人正在拆除兴旺学校。
第五次“搬家”
他们在这个城市中顽强生存，却在这座城市的进步中步入逼仄之境。 如今，有一扇理想之门为他们打开。 然而，现实中的种种障碍，让那扇洞门只能遥作始终无法踏入的希望之所。 外来务工者的下一代，以及他们的教育问题，在陈传华的样本中生动展现……
“经理，那块地方租给我办学校吧？” “不租。” “我们会按时交租金，孩子们马上没地方上课了，求求您……”
“告诉你多少遍了，养猪养鸭行，让你办学校不行。学校是个什么地方，你这样的人能办得好？回头你跑了，把一堆孩子留给我，我找谁去？”
“不会不会，我在北京办打工子弟学校十几年了，绝对不会跑的。” “那也不行，你走吧，别再来了。” ……
7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乡某饲养基地院内，兴旺学校校长陈传华被抢白得涨红了脸，但她还是挤出“讨好”的笑容，心存侥幸地希望能打动眼前这位“经理”。但“经理”冲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转身走回后院，结束了交涉。
这是陈传华第三次受到同一个人的拒绝。 走出院门，陈传华抬头看到站在路边等她的丈夫，眼泪立时浸满眼眶。丈夫把手里刚刚点燃的烟头摔在地上，“三顾茅庐，刘备还请出了诸葛亮，为啥咱给学校找个合适的地方就那么难？” 陈传华叹了口气，回头望了望那片让她心驰神往的9排大瓦房。她实在太中意那块地方了：幽静的地理位置，很少有车辆经过，不必担心孩子们过马路的安全问题；前边4排房子可以改造成课堂，后边的房子低价租给家长，免去接送的烦恼；门口的空地除草、平整后就是一块绝佳的天然操场，中间立起一根旗杆，每天举行升旗仪式，学生们都要戴红领巾……
眼看着离7月30日“搬家”的最后通牒越来越近，陈传华心里边像着了火。虽然，经历了许多冷漠、拒绝，甚至呵斥，但陈传华仍然坚定地想“要给364个孩子找一个读书的地方”。 几年前，志愿者在兴旺学校的南墙上画了一颗“生命树”：扎根在“友善”、“谦逊”、“坚强”、“自尊”的土壤里，繁茂的枝头挂满了红色的果实。在陈传华眼里，从兴旺学校走出去的孩子们就是这些果实。 7月29日清晨，陈传华颤抖着手最后一次抚摸那棵颜色依然鲜艳的“生命树”。几个小时后，伴随着一阵轰鸣，铲车将南墙连带“生命树”一起推倒。
寻找新校址
7月20日，坐在9年前买来的二手面包车上，陈传华扭头看向繁华的唐家岭中街。骑着摩托车的年轻情侣在公交车的缝隙中穿梭，狭窄的街道被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商店里传出“挥泪大甩卖”、“最后一天清仓”的吆喝声，似乎一切都和过去一样。 只有头顶上空悬挂的一张张红色的动迁横幅，提醒人们，海淀区唐家岭村这个北京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整治”——城乡一体化改造。
面包车拐过拥堵的街道，一片片平房已经被拆得只剩下一堆瓦砾。虽然已经是正午时分，仲夏的阳光把大地烘烤得热气腾腾，运砖的车辆却依然跑得起劲。这些景象让陈传华看得心惊肉跳，“左邻右舍都拆光了，很快就轮到我们兴旺了。” 车子缓缓开进兴旺学校方砖铺成的“操场”。陈传华跳下车，蹲在树荫下等候多时的学生家长柴光农缓缓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有些麻木的双腿，“陈校长，这次看得怎么样？” 陈传华苦笑着摇了摇头。西三旗、清河、东北旺、航天城……
一个月里，她跑遍了方圆几十公里的村镇，找了不下20处房子，连家长们也帮忙四处打听。但相中的地段人家不租，主动找上门的，她又嫌环境不好。 “安全、离家长租住房近、有个活动的地方”，陈传华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新校址。 每天，陈传华都要固定接待两批人：一批是动员她尽快搬走的拆迁办工作人员，另一批就是“担心孩子没学上”的家长。 柴光农就是每天必来的家长之一。他11岁的小儿子在兴旺学校读五年级。 从老家河南固始县到北京17年，柴光农和妻子一直以收废品为生。“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跟人家签个合同我都看不明白。”读到小学一年级便辍学的柴光农写的最好的字只有自己的名字。
“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了，我们再苦再累也要供孩子好好读书，将来送到大学里去。”柴光农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 “学校搬到哪儿去，我们都跟着。工作可以慢慢找，孩子们上学可是一等一的要紧事。”两个孩子都在兴旺上学的王生永，站在一旁嗫嚅，希望给陈校长打打气，但陈传华却忽然有些窒息，家长们对学校的期望此时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刚到北京创办兴旺学校时，陈传华只有32岁，“年轻气盛，希望替家乡分担教育流动儿童的责任”。
如今，她已经年近五旬，在老家，这把年纪应该准备退休了，可她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还没教出个名堂，学校却要关门了，我怎么对得起家长和学生？”陈传华不甘心。
最后通牒
“2010年，北京将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步伐。东坝乡驹子房村、金盏乡长店村等50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落，已被列为市级挂账、整治督办的重点难点村，拆迁改造工程明年启动，并限期完成……” 2009年12月10日，陈传华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北京将对50个城中村进行改造”的新闻。她草草瞄了一眼标题，便把报纸扔在了一边。彼时，她并没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将被卷入了改造的漩涡。
2010年4月初的一天，几名家长找到陈传华，“唐家岭被列入33个整治改造规划方案完成的重点村之一，在市里都挂了号，听说要大拆迁。陈校长，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 “没事，我们是学校，不会拆的。”陈传华安慰着家长，心里却有点慌。“拆兴旺？能吗？” 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三个月。6月18日，陈传华突然收到村里的通知，兴旺学校也在被拆迁之列，搬走期限是：6月21日0时。 “学校还没放假，学生上课怎么办？两天时间，让我上哪找新校址？”陈传华一时急火攻心，眼前一黑坐倒在校门口。 第二天，白色的拆迁告示便贴到了学校围墙上。“学校搬家？找不到地方就得关门。”消息不胫而走，家长里人心惶惶。几个“淘气”的男生，偷偷把告示撕了下来，天真地认为“没有告示，学校就不用搬了”。
陈传华提着礼物到唐家岭村大队找领导，队里领导摇着头说：这是北京市统一规划，谁也改不了。她又跑到海淀区教委，负责社会办学的领导也表示：因为兴旺学校没有获得教育部门审批，没有合法身份，“教委管不了”。
两天的腾退期限很快到了。
6月20日一大早，学生们照常背着小书包跑进了校门。陈传华嘱咐老师照常上课，然后站在门口等候拆迁办工作人员。果然，村领导带队来到学校，找陈传华面谈。
“我不想做‘钉子户’，找到合适的地方保证搬，请再宽限几天！”陈传华和十几个老师苦苦哀求。
看着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村领导心软了：“7月30日，不能再拖了。” 有老师偷偷拽了拽陈传华的袖子：“合同签的是10年，还差几年才到期，是不是要点儿补偿？” “咱还短人家三年的房款，咋好意思再要补偿？”陈传华尴尬地笑了笑。 望着拆迁人员离去的背影，陈传华想：在北京打拼了16年，过了那么多沟沟坎坎，这次还能迈过去吗？
进京办学
1994年，河南省光山县城关镇南向店乡第一初级中学数学老师陈传华，怀里揣着借来的56000元钱，还有丈夫下岗的2万元安置费，远走北京办学。
“当时啥也没想，就觉得不能让孩子们没学上。”扔掉“铁饭碗”、背井离乡，陈传华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哪来那么大勇气。 光山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多地少，按传统的耕作习惯，春夏只种一季稻，农民卖掉庄稼后，也只够买下一季种子和化肥，生活十分贫困。为了改善生计，许多年轻人带着妻儿扛着包袱到大城市务工。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传华听南向店乡教育管理站的朋友说，外出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失学现象严重。“光在北京就有不少咱们的老乡，当地公立学校他们进不去，送回家上学父母又不放心，要是有老乡愿意在北京给他们办个学校就好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天夜里，陈传华失眠了，“也许，我可以试试，到北京办个打工子弟学校……” 第二天一早，陈传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结婚十几年，丈夫从没对陈传华说过“不”，虽然觉得“不托底”，还是满口答应了。 凑齐了办校资金，带着教育管理站的一纸“委托办学证明”，陈传华与丈夫来到了首都北京。
最初，陈传华把校址选在了光山籍农民工聚集的海淀区东北旺乡四大队。当时，大队领导正为大量外地儿童失学而苦恼，主动找上门的陈传华“帮他们解决了大问题”。队里二话没说，立即给陈传华批了一块空地。 第一年，陈传华招了48个学生。其中，一个已经12岁的男孩子，却还要上学前班。“他父母说孩子‘脑子有问题，傻’，其实这个孩子一点都不傻，只是没有人教他知识。” 开学第一天，有十几年教龄的陈传华，站在年龄参差不齐的孩子面前，竟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学校盖起了30间大瓦房，增设了初中部，有了固定的老师，生源也从河南籍扩大到河北、山东、内蒙古…… “当年盖房子，他从房上掉下来，把腰摔伤了，再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了。”陈传华有些心疼地看着丈夫。但他们从没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让这些流动儿童有个地方学知识，是做善事，积德呢。” 流动的学校 “在北京，我们是流动人口，搬到哪里都一样。”站在空空荡荡的教室里，陈传华恍惚听到了自己的回音。她已经习惯“搬来搬去”的生活。
建校16年，兴旺学校搬了四次。
2001年，由于规划占地，刚刚发展起来的学校要重头再来。第一次搬家，陈传华相中了农民工聚集地唐家岭。因为时间仓促，她租下一处民房改建成教室，但租金年年涨。“吃不消”的陈传华又搬了两次家。 2004年，经人指点，陈传华“厚着脸皮”找到唐家岭村大队书记求助，终于租到了现在的校址。虽然校园小了很多，只有三排房子隔成六个年级，但租金也便宜了很多。 2006年，北京刮起了“打工子弟学校取缔风暴”——取缔不合格打工子弟学校，并将学生分流到公办学校就读。
当年的7月4日，没有获得审批资格的兴旺学校也收到了“告知书”： “经查实，陈传华未经海淀区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在唐家岭村举办兴旺学校的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并在责令改正期内仍未达到《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中的基本要求，该校将被责令停止办学…… 为了切实保障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使他们享有与首都儿童少年同等的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请家长或监护人自本告知书发布之日起一周内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向暂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并持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开具的‘在京借读证明’到暂住地的唐家岭小学联系就读。” 与前几次搬家不同，这回陈传华没有四处托人求情，而是坐等取缔。“能进公办学校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学校关了，我就回家做生意去。”陈传华挺想得开。
可最后期限过了，依然不见有人来取缔，家长们也纷纷找来，表示自己的孩子还在兴旺读书。 “是那些证明难住了家长。”陈传华说，兴旺学校的学生家长大多从事买菜、种地、保洁、收废品等工作，没有人能给他们开具所谓的“就业证明”，放弃现在的工作回乡开证明、取户口簿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们宁愿交学费，送孩子上打工子弟学校，“只图个省心”。 于是，“不具备北京市中小学办学基本条件”的兴旺学校，一直走到了今天。 土井的世界 北京西北五环外的海淀区上地科技园区如今已经闻名全国，从这里向北12公里，有个叫土井的地方，与上地相比，这里是另外一个北京，另外一个世界。记者的车子在一片片红砖平房里穿梭，感觉这里有两多：垃圾多，孩子多，一堆堆，一群群的。 而这一切，被四周茂盛的灌木和绿色的栅栏隔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兴旺学校90%的学生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接近11点钟，7岁的王颖(化名)喝了一碗粥，便满头大汗跑出父母租住的小屋，奔向巷子里女孩子们聚集玩耍的“游乐场”——一条狭长的巷子。
“我语文拿了100分，得了进步奖。” “有什么了不起，我去年就得过进步奖了，明年我要拿三好学生。” “你们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四本练习册我都做完三本了。” …… 7、8岁的女孩子们聚在一起，最愿意攀比的除了裙子就是学习。 “学校要关门了，你写作业给谁看呀？”有个男孩子不服气地哼了一句。
王颖狠狠地瞪向那张脏兮兮的小脸，张了张嘴，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他。孩子们一时鸦雀无声。 6月30日，兴旺学校提前放假，王颖认真地系上了红领巾、老师们穿上了漂亮的衣服，聚集在操场上。 王颖记得，陈校长亲自把成绩单发到她手里，还捏了捏她的小手。 “大家都看到门口贴的告示了吧？唐家岭改造，学校马上要拆迁了。不过，我一定找到新校址，希望你们认真完成家庭作业，开学后要检查……”王颖第一次看到平素总笑盈盈的陈校长哭了。 “陈校长说了，能找到新校址，到时你不完成作业，罚你抄书。”王颖像个小老师一样严肃。 被王颖抢白的男孩子涨红着脸：“开学我就回老家去读书了，那里东西便宜，上学也不用交钱。” “可你不能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呀？”站在一旁的小莲(化名)耸了耸瘦小的肩膀，“我妈说我们得搬家了，原来我们住回龙观村，后来那里拆了，我们就搬到唐家岭，现在这里再拆，我们就搬到昌平去。” 为什么不选公办 当地人提起兴旺学校都说：“学校不大，只有300多名学生，16名老师。” 可这个“不大的学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间教室都有暖气和电扇，黑板上挂着玻璃钢制成的五星红旗；朝北的一排耳房里，有电脑教室、音乐教室、绘画教室，还有图书室。 张振英在兴旺学校当了3年多“全科”老师，像她这样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一把抓的老师很多，只有英语老师“最金贵”，属于单科设立。自从成为首都师范大学党员研究生实践基地后，每周有志愿者教学生课外读物，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了不少。
据了解，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初中、高中、中专、大专都有，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学课程，没有教师资格证书，缺乏教学经验。
“‘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200米(或300米、400米)环形跑道和100米直跑道用地，以及篮排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地……’单凭这一条，我们就注定与‘办学许可证’无缘了。”张振英紧紧捏着2005年北京市8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封页皱起了一个角。
然而，“非法”的兴旺学校却有一群“忠实”的家长。与公办学校相比，他们更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 体贴负责是兴旺吸引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兴旺学校除了教书育人，有时候更像个‘保姆’。”在兴旺学校，许多家长早出晚归，没有时间接送孩子。于是，陈传华与丈夫买了辆二手面包车，每天早晨六点多就开到土井的各个路口接学生，晚上再把学生送回去，看着孩子们跑进家门，夫妇二人才会离去。
“虽然北京市规定，公办学校要接收打工子弟，但我们的孩子还是挤不进去。”刚一听说兴旺学校要搬走，王生永就跑到附近惟一的公办学校——唐家岭小学联系孩子入学的事。 当王生永毕恭毕敬地把孩子的学籍卡递过去的时候，却被对方一把推开了，“我们不收插班生。” “那新生总可以吧？”有个家长兴奋地问道。 “今年我们只招两个班，67名学生，现在本地孩子都满了，接不了外地生源。”对方摇了摇头。 “交赞助费可以吗？”那个家长有点儿急了。 “不行，上边查，我们麻烦就大了。”对方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事实上，一些学生家长了解到，一些公办学校也还是可以接收外地学生的，只是，动辄好几万元高昂的赞助费，根本不是这些家庭能够承受的。 进不了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试试呢？ 王生永又跑了周边几家民办小学，高昂的学费让他打了退堂鼓：每学期800元到1000元的学费，是兴旺学校的一倍。“两个孩子，每学期就要交2000多元，那我得卖多少煤才行啊！”以运煤为生的王生永掰着手指头算起了账。 还有一个人们不愿启齿的原因：不少孩子没有户口。
“这些孩子绝大多数在北京出生，家长觉得回老家上户口太麻烦，想等到孩子上中学，不得不要户口了，再给他们上。有些干脆是‘超生游击队’的，上户口意味着被罚款。”一位老师无奈地说，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不需要看户口簿，让这些家长感到安全。
7月28日，王生永和柴光农接到陈传华的短信：学校已找到新校址，在六里屯。 所谓新校址，目前也只是一座厂子闲置的库房，需要大大改造一番。“这回，还能像16年前那样，一切从头开始吗？”陈传华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这件得之不易的库房，是陈传华和丈夫开着破旧的面包车，满世界乱转中无意闯入的。 “厂长人很好，开始人家也很为难，不愿意租给我们。前面是厂房，后面如果成了学校，孩子们乱跑，厂子也怕出问题。”
对陈传华来说，被拒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一次，她一如既往地继续坚持着。孩子们没学上，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艰辛，和人家好商好量谦卑地求情……所有这一切，总会打动好心人。于是，在新学期到来之前，陈传华租到了校舍，只是，偌大的库房，要好好规整一番，这至少需要几万元钱。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消息。很快，那些等着上学的孩子们从父母那里知道了，下学期他们有新校舍了。王颖偷偷告诉小莲，她每天都要抱着中国扶贫基金会送给她的“爱心包裹”才能入睡：一支粉色的书包里，塞满了文具、书本，还有一只可爱的吉祥物“抱抱”。“等开学了，我就背这个新书包到兴旺学校去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