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智母子成了香饽饽？
——一起拆迁背后的监护权之争
本刊记者/吕娟 通讯员/何照新
拆迁补偿，让杨牛氏和她的三个儿子从烫手山芋变成了香饽饽，围绕着对这一家四口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权，一场战争开始了。
2010年6月29日上午9点，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一起监护权官司引起了京城各路媒体的关注。生活在石景山区板凳沟村的杨姓一家四口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面临着特殊的境遇，亲戚牛忠与杨家所属单位——石景山区黑石头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农工商)为了争夺他们的监护权对簿公堂，而此前他们从无明确的监护人。2010年3月，农工商代表杨家与开发商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杨家四口将获房产3套(其中三居室1套，两居室2套)，补偿款80万元，矛盾从此浮现。
特殊的拾荒者
患有糖尿病的牛忠原本打算庭审结束后去医院打针，与儿媳董玲(化名)商量后，他们答应先带记者去杨家。
从石景山区八大处往西开车约20分钟的山路，可以到达板凳沟村。因为坐落在八大处林木葱郁的后山之上，毗邻南马场水库，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被北京本地一些爱好远足的人誉为世外桃源。55岁的杨建国弓着腰走出院门，对着记者喊了声“来了”，随即“嘿嘿”地笑起来，深凹的眼窝周围，挤出条条沟壑。“照相，这带劲儿”，他好奇地绕着记者转了一圈，然后只身沿着满是废墟的院前小道走远，没多久又转过身，愣愣地望着我们，折返了回来。
见到杨建国不到一分钟，就会意识到他与正常人的不同。
杨建国、杨建设、杨建民，这是生活在板凳沟村的杨家三兄弟，和他们81岁的母亲杨牛氏，都是存在先天智力缺陷的人，也是目前村里仅剩的十几户住家之一。
“穷奔山，富奔川”，生活在板凳沟村的祖祖辈辈都顶着贫困的帽子，却也安之若素。
能够还原杨家四口生活的邻里，如今都已不知去向。2010年初起，一场拆迁打破了板凳沟村的宁静，村民们陆续搬离，手里拿着内容不一的拆迁补偿协议，散租在石景山各居民区。
牛忠65岁，是杨牛氏的侄子，杨家三兄弟的二表哥。记者关于杨家四口人近十多年生活状况的了解，都只能来自这个或将获得他们监护权的亲戚的回忆，以及三兄弟只言片语的复述。
自牛忠有记忆以来，姑姑杨牛氏就一直“脑子不好使”，“没出门子的时候，有我妈管，我妈把她嫁给邻村，人家找了个茬，没多久就退婚了。”牛母又将小姑子嫁到板凳沟村刚死了老婆的杨家续弦，随后十多年间，杨家三兄弟陆续出生。
杨牛氏的“病”显然遗传给了三个儿子，小时候，牛忠并没有和三个表弟有太多的接触，“年龄差得多，他们这毛病，也玩不到一块儿。”
杨牛氏的丈夫和牛忠的父亲去世后，杨牛氏独自带着三个儿子在山上生活。村里给他们上了低保，由村干部保管，定期兑付。
牛忠居住的石府村距离板凳沟8里地，逢年过节，他会骑着自己那辆摩托车，买点粮油，上山接济一下姑姑一家的生活。
2001年起，板凳沟村民农转非，杨家四口人的户口、工作关系落在原村企农工商的名下，从此靠吃低保、三险和杨牛氏的退休金度日，一家人全年的收入不过一万余元。
板凳沟村凭着山清水秀，渐渐成为城里人旅游度假的热衷地点，牛忠也不知何时起，姑姑和三个表弟开始捡拾饮料瓶、废铁变卖，杨家的水泥墙上，至今满是废品收购人用碎砖头写下的加减乘除，雨水冲刷掉不久，又会写满，牛忠对此颇感神奇。
三兄弟中，老二杨建设的状况最好，识得钱，能与人简单交流，专门负责一家人的采买和定期下山领取生活补助。
牛忠自然地成了杨家与农工商履约的监督人，每逢重大事情或杨家一次性支取的金额上千，居委会和农工商都会找到牛忠出面商量，或签字证明。
2008年12月，一个重大事情发生。杨牛氏出外捡拾垃圾走失，居委会、农工商和当地派出所连夜搜寻，最终在山下一户农家的柴垛中，找到了冻僵的杨牛氏。
杨牛氏康复后，居委会和农工商决定将其送往石景山区敬老院，又找来牛忠商量，牛忠没有提出异议。
板凳沟村的杨家，从此三兄弟相依为命。
除了捡废品，三人很快有了分工，老大杨建国负责挑水捡柴，老二杨建设负责外事和农田，杨建民则负责洗衣做饭。杨建设不识字不认数，却永远知道地里的玉米、倭瓜何时播种、挂果，杨建民也会在三人卖了废品后，炖一锅肉，改善伙食。
意外还是时有发生，杨建国走失了整整一周，板凳沟村一村民开车途经门头沟，发现了蜷缩在路边的他，将其带回，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牛忠决定给他们张罗个媳妇，好照顾他们的后半生。
最靠谱的一次是一个河北女人，原本媒人介绍给了老三，但他“闷嘴葫芦”，牛忠让老二代他传话，女人却相中了老二，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对牛忠信誓旦旦，牛忠和大哥给女人凑了2000元钱物，“两人当晚就睡一起了”，第二天一早，女人却跑了。
盖房之争
按牛忠的话说，他对农工商的不满，主要源自“老二下山要钱费劲”，农工商的老会计老艾总是以“没钱，下次再来”的理由搪塞二弟，而更早的起因则是2004年杨家翻盖房子。
老艾是农工商专门负责杨家生活的人，他在法庭上陈述，从来不存在要钱不给的情况，杨建设每隔一两个月会来要三五百元，杨建设按过手印，出纳会带他去银行支取，一切有记录为证。
2004年杨家翻盖房屋4间，共计花费35000余元，均由农工商从杨家的低保中扣除，“每笔钱的支出都要让牛忠知道，必要时，他负责出面购买材料”。
“盖房的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爸张罗的，他们欺负我们做好事，没留证据”，董玲颇为愤慨。
如今，杨家的院落和四间砖房很是齐整，院内的樱桃、杏子都已挂果，房内是平整的水泥地。
牛忠在院门口比划着6年前这里的原貌，“院墙就跟这被拆的废土渣一样，院口没有门，石头堆着，屋里没法住人，墙上一个个的大包，地下一土炕，铺着破草席子，四口人睡上面，底下忽悠悠的鼓包，拆的时候一看，10个大蛇蛋，马上要破壳出来了。”
牛忠找到农工商，对方的答复是“这么大岁数盖什么房”，牛忠说，别把他们不当人，正常人该有的他们也该有，何况羊毛出在羊身上。
盖房装修的两个月，牛忠天天骑着摩托车上来，“盯着施工队，给他们做饭打理”。
最困难的是用水，山上的井水因为用的人多，打上来的都是泥浆子，牛忠找到农工商，农工商派人用抽水机从南马场水库引水下来，这是牛忠印象里，农工商唯一一次出手相助。
房子盖起来了，牛忠把自家不用的春秋椅、床、柜子搬到这里，以后的几年间，又陆续添置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风扇，记者问牛忠自己共搭进去多少钱，牛忠说不记得了，“东西都在这儿摆着呢，你不能说我作假吧。”
香饽饽
尽管对农工商时有不满，这么多年，牛忠似乎始终没有足够的动力申请成为姑姑一家的监护人。对此，牛忠的解释是，早些年自己的老母亲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自己在铁路上工作，“脑子不能走私，没有多余的精力管他们”。牛忠2000年从铁路上办的内退，2006年正式退休，退休工资每月2800元。
牛忠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个妹妹，对于姑姑一家，兄妹三人似乎更缺乏照顾的动机，“每年就老玉米熟的时候，他们会带着点菜上来一趟，然后装上满满一袋老玉米下山”。
板凳沟村如今处处废墟
牛忠的兄妹并没有出现在法庭，董玲认为，“他们平时不管，现在也争不着”。
牛忠年纪大了以后，董玲和丈夫有时会替他上山，“洗衣服，收拾屋子，看着他们洗澡”。
董玲来自青海，在北京做过医院护工，干过理发，2000年住到牛家，2004年，与牛忠的儿子结婚。
“大伯他们都不让孙子跟他们玩，不跟他们一桌吃饭，我们不”，董玲说：“我们家那边的规矩，爷爷就是爷爷，孩子该抱就得让人抱。”
老大杨建国就像个小孩子，“可人疼”，董玲在做活，他一声不吭地把垃圾拎走，平时下来，就爱跟在董玲孩子的身后学话，“高兴了，能跟着电视机说一天”。但是，杨建国从不叫人，到牛忠家吃饭，邻居打趣问，他都回答“去石府了”。
2009年12月，牛忠一家几代居住的老房被拆迁，董玲夫妇跟公婆一起，在石景山某小区租了一套大两室两厅。问及他们的拆迁补偿，董玲立刻说保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钱就不说了，光房子就4套，我们能是冲着他们的钱来的吗？”
拆迁后，董玲不再工作，并购置了一辆轿车。
矛盾的激化发生在2010年3月，拆迁办找到农工商签订杨家的拆迁协议，农工商打电话给牛忠，“牛忠糖尿病刚出院，说你看我这情况也过不去啊”，农工商单独代表杨家签署了协议。
之后，拆迁办找到牛忠，让其放弃杨家四口的监护权，至此，杨家的监护权问题凸显。
农工商认为，虽然多年来，杨家四口人的监护权并无明确指定，但他们一直在事实履行着监护人的职责，尤其是经济上的资助，一个证明是，2009年3月至11月间，杨牛氏多次就医，治疗费用高达36000余元，其中自费23000元，均由公司垫付，后替杨牛氏向民政申请了困难补助。除此之外，杨牛氏先后转换三个敬老院，都是由农工商出面联系解决，并按期交纳各种费用。对比之下，牛忠更多起到的是监督和证明的作用。
董玲认为农工商和拆迁办之间有利益猫腻，“我爸成了做好事不留名，这口气咽不下去”。
董玲为此先后找到农工商、居委会和民政局，“三家说的都是车轱辘话，总的意思是监护权可以给你，但这事我们说了不算。”
2010年5月，牛忠将农工商告到法院，要求法院变更杨家四口的监护权，后鉴于农工商并未从法律程序上取得监护权，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
最后的桃源
对于记者的到来，杨家三兄弟颇为兴奋。老二杨建设这天跟着牛忠到了法庭，记者采访牛忠的间隙，杨建设时不时插进来说，“他们(农工商)给钱费劲……我愿意跟我二哥过”。老三相对沉默，问他知不知道这房子要拆，他说知道，问他知道给多少钱、多少房吗，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给兄弟三人张罗媳妇的人多了起来。不久前，老三找到牛忠，说有人介绍了一个女的，牛忠警告他绷着点，别到时又被人把钱骗跑了。
牛忠和董玲给兄弟三人的未来做了规划。“监护权给了我，我就不能让他们再捡破烂，别人吃什么咱吃什么，衣服要穿得像模像样，定期洗澡，呆着没趣了，带他们去旅游”，最后，牛忠补充了一句：“直到把他们兄弟踏踏实实送走了，这房和钱才能给我。”
董玲说之所以要讨监护权，主要是担心三兄弟将来要住楼房了，煤气不会使，“尤其是老大，见什么摸什么，太危险”。未来，董玲夫妻将代替牛忠尽监护义务，“等他们的房子拆了，我们给他们租一个三居，有必要的话，我跟爱人搬过去照顾他们。”
问及如果拿不到监护权怎么办，董玲说，该照顾还是要照顾啊，不过按农工商的计划，到时肯定要把他们送到福利院，我们只能时不时去看看，没权利把他们接回家住。
农工商的会计老艾早些年退休，后被公司反聘，专门负责杨家人的生活。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老艾说，监护权给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一家子的生活弄好，经济上不受损失，别给集体、政府找麻烦。
采访结束时，牛忠从房后摘了一篮杏子给记者尝，“山上多着呢，人都搬走了，这山上的杏啊、桃啊都荒在这儿了”。
在最后的拆迁日到来之前，板凳沟村维持着最后一丝平静，但茂密的山林与满山的姹紫嫣红，已遮掩不住断壁残垣的破败。据说，这里将要盖一座国际高尔夫球场和配套的四星级酒店，但不久前董玲发现，全天运作的推土机忽然停了，村民中有人传，是手续不合法。
杨家三兄弟站在院门前，茫然地望着忽然而来又忽然离去的人群。他们的身后，是即将不复存在的家园。
而山下，离板凳沟村2公里，住在黑石头天泰敬老院里的杨牛氏对院外的纷争一无所知，或许，这里才是她最后的桃源。(除牛忠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注：由于对杨牛氏一家四口的行为能力缺乏合法有效的鉴定，法庭当庭宣布休庭，指定农工商公司负责为杨家四口进行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费用由农工商支付，该案择期宣判。)
法律链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如何确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亲属；(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8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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