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颐和园
150年前那场大火，人们只记住了火烧圆明园，几乎忘记了大火也毁掉了颐和园的前身。
中国周刊记者 田乾峰 北京报道
对150年前的那场大火，北京西郊的两座昔日的皇家园林态度迥异。
圆明园一直在筹划举行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的大型活动，而不到三公里的颐和园则几无反应。
被同一场大火焚毁后，历史让这两座园林渐行渐远。
火烧
有一天，一个游客气冲冲地跑到颐和园管理处办公室，质问工作人员，为什么景区介绍中没有写上颐和园的前身是清漪园，没有写上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历史。
颐和园文物部主任秦雷解释说，其实在颐和园的入口处，清楚地写着这个历史。游客指出的地方是园子里的景点，管理处认为可以省略掉，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在意。
是的，确实很少人在意颐和园的前身曾被大火烧毁。
那场大火，人们印象更深刻的是火烧圆明园。
1860年，英法联军开抵北京通州。军队暂时驻扎，要求觐见清帝咸丰，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上签字。清朝官员在细枝末节上较劲：觐见清帝，按清朝规定，必须得下跪。
跪，还是不跪。这是个曾在乾隆朝时就无法解决的问题。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就因为不愿下跪而无法觐见乾隆皇帝。马嘎尔尼未能完成与中国通商的使命。后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因此失去了和平地融入世界的一个机会。
带着坚船利炮来的巴夏礼不是寻求交流的马嘎尔尼：“我不是中国的臣。”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破裂。清廷扣押了巴夏礼谈判代表一行39人(25名英国人，13名法国人)，押至北京，收监做人质。
英法联军进军北京城，清帝咸丰逃离。
战争爆发后，清廷被迫释放人质，其中27名人质已被处死。1860年10月18日，英军代表额尔金和司令官格兰特下令，焚毁圆明园，报复清帝。
报复前，额尔金在北京全城张贴公告，宣告其火烧圆明园的目的是：“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报复很有效。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导演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逃亡中的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焚时，当场吐血。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浓烟遮云蔽日，圆明园毁于一旦。与圆明园紧邻的其他几座皇家园林——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也都一同被焚毁。
始建与乾隆朝的清漪园，是仅次于圆明园的皇家园林。
这场大火后，两座园林的命运渐行渐远。
荒芜与重修
第一个改变这两座园林命运的是慈禧。
圆明园、清漪园等“三山五园”遭英法联军焚毁多年，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国力亏空，咸丰、同治两朝皇帝无力修复，每年照例只是去搭棚祭祀龙神。试图重修圆明园和清漪园的想法，在朝廷上提出，常常会引发激烈争论，结果总是遭到否决。
直到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多年后，眼看着光绪帝长大成人，她再次考虑重修清漪园。
醇亲王奕全力支持慈禧修园，他曾在同治朝时力阻重修圆明园，但事异时移，此时他的亲生儿子即为光绪帝。重修清漪园，慈禧若能归政，退隐园林，光绪帝就能掌握皇权。
1886年，奕奏请慈禧“修治清漪园工备操海军”，并提出“创办昆明湖水操学堂”，这一年，清廷秘密地动用海军军费开始重修清漪园。后来，外界知道此事，引发巨大争议。
在争议声中，1888年，慈禧正式对外公布重修清漪园，以光绪的名义发出上谕，明确说明：整修清漪园是供慈禧太后颐养冲和，并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
颐和园建成后，慈禧太后久居于此，处理军国大事，发号施令，颐和园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
同时期的圆明园，无人修复日渐衰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包括圆明园、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再次遭到洗劫。清政府对圆明园失去控制，园内大小树木遭到滥发殆尽，树根、树枝被烧成木炭。
圆明园成为了建筑材料场，“军人押车每日十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从此，断断续续拉了二十多年。
清朝末年，开始有人在圆明园内开荒种田。1940年之后，日寇占领期间，政府奖励开荒，农户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园历经150多年打磨出的湖光山色，颜色顿失。
1911年清亡之后，民国政府将风景尚好的颐和园收归国有，变为国家公园。不过，时局动荡，颐和园也常年失修。
再次伤害
1949年3月25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石家庄抵达北京清华园火车站，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迎到颐和园益寿堂、景福阁停歇，远处昆明湖，水波荡漾，万寿山巍巍挺立。
两个月后，5月2日，毛泽东携夫人江青、女儿李讷，来到益寿堂看望刚刚迁居颐和园的诗友柳亚子，同游颐和园长廊，泛舟欣赏昆明湖景色，赏景谈诗，甚为畅快。新政府政要进北京后，颐和园成为国家领导人休闲的首选之地。
这时，在其他各部门尚未建立前，中共中央政府特设公园管理委员会(后改为园林局)，开始着手修缮颐和园，修建“听鹂阁”，专门接待首长和外宾的饮食。从此，风景宜人的颐和园承担起了接待国内外重要来宾的任务。总理周恩来常会带外宾游园。
1949年4月，颐和园管理处成立，专门管理颐和园。同时，颐和园恢复对外开放，一张门票卖40元(旧币)。在当年游客的眼里，颐和园是一处神秘的皇家园林，火烧清漪园的历史，时隔近90年之后，渐渐少有人提起。
建国后，颐和园的修复工作不间断地进行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文革”中，颐和园被列为“四旧”，红卫兵跑到颐和园，“要横扫一切，彻底砸烂”，还提出“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最先被毁掉的，是颐和园著名的长廊彩画。穿绿军装扎皮带的红卫兵们拿着大白水粉，去涂盖长廊等各处彩画中的人物画面，还拆除了佛香阁的三座佛像。
在颐和园东宫门，红卫兵们搭起脚手架，准备拆除东宫门外的牌楼。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叫停，东宫门外这座古建才保留下来。
“文革”中，园内到处挂满了毛泽东画像。政治标语悬挂其中，仁寿堂、乐寿堂成为“文革”大字报室。广播站里，用近乎吼的声音播放着毛泽东语录。直到1969年，周恩来指示“佛香阁、排云殿前牌楼不必搞毛主席像了”，“把长廊内的语录牌去掉”。
不过，对颐和园的破坏并没有停止。1970年，东宫门前圆形山石花台被拆除。
在“文革”中，颐和园的风貌大变。然而，与颐和园一墙之隔的圆明园，却显得很安静，在那里，很少看见穿绿军装勒着武装带的红卫兵。原因很简单，圆明园破败到几无“破四旧”的必要。一些北大清华的学生，常去园中闲谈，在这片废园中享受避世的生活。
从空白开始
1970年代初，一次，周恩来接待访华的日本代表团。谈话中，日本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说，中国学者认为，慈禧修建颐和园花费了3000万两白银，但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只用了500万两。周恩来很有感触：“颐和园是我们的，为什么日本人比我们还清楚。”
到底用了多少白银？当时的中国学者没有确凿的研究。
1975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道成突然接到颐和园的邀请，请他到颐和园文物组工作，参与编写《颐和园》一书。随后，王道成搬进了颐和园益寿堂——毛泽东第一次到颐和园下榻的地方，开始梳理颐和园的历史。
颐和园的宜人风景，令王道成心旷神怡，他最喜欢在雨中泛舟昆明湖。他很快投入到颐和园研究，研究之前，他要先确定研究方向。
王道成用了一周时间，特意去游园，去询问游客到底关心颐和园里的哪些问题，不久，他将问题一一列出来：“修颐和园前的情况如何？慈禧是怎么修起颐和园的？颐和园的园林特点是什么？颐和园里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情？建国后，颐和园发生了什么变化？”
此前，关于颐和园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对《颐和园》一书编写，外界期望很高。王道成也暗下决心，书编出来，一定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不能简单地说“颐和园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编写组分头行动，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史档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负责修建颐和园的皇家建筑师“样式雷”的家藏资料。
1860年，清漪园被焚毁，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到底花了多少两银子？查到样式雷的家藏资料，王道成找到“算房”的账本，他一点点推算，确定慈禧重修颐和园全部花费在500－600万两，而不是之前盛传的3000万两。《颐和园》一书出版后，颐和园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与此同时，圆明园的命运发生着更大的变化。
1980年，学术界提出《研究、保护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考虑到保护传统文化，积极倡导各界人士在倡议书上签字，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
作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因为宋庆龄的倡议，成为当时关注的焦点。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圆明园规划成为遗址公园，随后，开始修复、开发，福海等重要景点得以修复。
1984年12月1日，中国圆明园学会正式成立，继研究颐和园之后，学界开始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和研究，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数年，西方重新进入古老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一时成为重要的宣传思潮，被焚毁的大水法的图片入选历史教科书。在北京，中小学生被带到大水法前参观，体悟“慈禧太后腐败卖国”、“落后就要挨打”这些道理。
逐渐，圆明园成为政府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实际上，真正让普通人了解圆明园、激发爱国主义情结的是一部电影。1983年，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再现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焚毁圆明园的历史。这部合拍片荣获了当年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
慈禧的遗产
圆明园身负盛名，但管理人员却更羡慕颐和园。
作为一个保存完整的美轮美奂的公园，颐和园每年可以得到大笔的经费。而对于圆明园遗址公园来说，常常会为是继续保持原样还是要修缮，争论不休，却没有那么多经费去修缮。2002年，圆明园内发生的一起凶杀案件可见园内的荒芜。当年2月26日上午9点多，一名女子在圆明园大水法旁的小径被害，此案一直未破。之所以发生这个案件，与案发地荒草有半人多高有一定关系。
拥有巨额的修缮经费，颐和园的工程常年不曾间断，雕梁画栋，清淤、改造，恢复苏州街原貌等重点工程，使颐和园变得越来越美。
1980年代，颐和园开始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翟小菊见证了颐和园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前后的过程，她曾担任颐和园研究室主任。1971年，从17岁开始到颐和园种花，一直工作到今年退休。
按国际惯例，申遗前，颐和园园内的自然环境必须达标。在1989年12月，颐和园昆明湖进行了最大的一项工程——清淤工程。
翟小菊回忆说，当时是冬天，湖面上结了冰。从各单位组织来的人，拿着铁锹到湖面上义务劳动，先砸冰，然后，挖掘机清理淤泥。“那个时候人的干劲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各单位义务劳动，有大学生，有当兵的，还有各单位的人……”在清淤过程中，从湖底打捞出很多东西，有小佛像头，还有炸弹。
清淤工程持续了一百多天，到1990年3月2日，清淤后的昆明湖重新放水，万寿山的倒影终于重现。
整改中，颐和园用一个月时间迁出了北京焦化厂劳服公司招待所等单位。
1994年6月，联合国第一次派代表进园考察，申报进入议程。翟小菊回忆说，当时，他们有意没有带代表去颐和园的后山参观。原因是颐和园的后山至今还留有清漪园时被烧毁的痕迹。当年，慈禧重修颐和园时，因为经费中断，没有修复清漪园时的后山。现在，导游也很少带游客去参观。
按国际惯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区，必须具备真实性、完整性。翟小菊说，当年申报的是慈禧太后修复的颐和园，而不是清漪园，清漪园不属于申报的范围。在申报的过程中，自然回避了提英法联军放的那一把火。
1998年12月2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议，颐和园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的评价是：“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
2000年6月，颐和园获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这成为颐和园当下最著名的一张名片。园内，每天来自全世界的游人如织，关于英法联军焚毁清漪园的那场大火，随时间流逝，很少人再能记起。一墙之隔的圆明园，残破的大水法依然保持着原貌，似乎时刻在提醒后人要铭记那场距现在150年的大火。
渐行渐远
时间走到2010年，两座昔日的皇家园林已经渐行渐远。它们的定位日渐清晰、分道扬镳——颐和园展现光荣，圆明园铭记屈辱。人们来到颐和园观赏秀美风光，很少人会关注到颐和园后山被烧毁的遗址；而在圆明园，虽然大水法遗址是园中之园，需要另行买票，但很少有游客会不去到此凭吊。
今年，2010年，距离1860年英法联军火焚圆明园、清漪园等“三山五园”整整150周年，圆明园学会正忙着筹划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的大型活动。颐和园文物部主任秦雷说，火烧清漪园的历史，颐和园应该做，但不应该作为重点。
秦雷刚从颐和园借调到上级主管单位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筹备国际论坛，主题是“公园对城市的影响”。事实上，从行政划分上，颐和园和动物园、植物园一样，同是隶属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管理，完全属于公园性质。与颐和园截然不同，圆明园遗址公园则划归海淀区管理。
圆明园学会的会员刘阳认为，遗址和公园不是一个概念，合在一起叫“遗址公园”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是公园，就必须建造相应完善的设施，包括公厕、道路、绿化等，可以收费；如果作为遗址，就是要保护原来的样子，不能做改动，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样，颐和园也不该完全划为公园，毕竟，还有清漪园的遗迹部分，属于遗址。“颐和园有那么多的经费，却没有出版一本关于专门研究清漪园的书，这个怎么说？”
刘阳说，曾有一位政协委员提案，建议成立一个文化遗产司，将像圆明园、颐和园等文化遗产单位归到一起，免费对外开放，限制人流，预约参观；属于公园的部分，再交由公园管理中心管理。
圆明园和颐和园两座园林尽管比邻，但由于隶属不同，定位不同，很少来往。两家从来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两边的学者相互认识，但也很少聚在一起讨论共同的问题，一般是各开各的会，各自组织各自的活动。“现在要想将两家合到一起，比韩国和朝鲜统一还难。”刘阳说。
对于那场大火，颐和园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说：“颐和园就像一位大师，我们不愿再去提他过去是从哪个小学毕业的。现在，颐和园更重要的价值是在宣传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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