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华盛顿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表现再次突显了中美关系的复杂一面。中美之间的矛盾与摩擦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战术性的？两国互视的眼光是否发生了变化？本报约请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就此展开对话。视角各异，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一点却是共识：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互信则进，猜忌则退。
对话者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赵可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侃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兼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沈大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夏伟(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加藤千洋(日本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对话比对抗好
杨洁勉：看待中美矛盾与摩擦，首先需识别其性质，重视两国的结构性差异和原则性分歧，区分具体和战术性问题，重在增加双方战略共识和利益交汇点。其次，要识别源头和发展方向。如有些经贸摩擦源于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而缓解。第三，应对中美具体矛盾与摩擦还要化整为零，分步解决。最后，还要防止某些突发事件的长期化，当前要特别警惕美国在黄海和南海问题上的具体部署发展成中美战略性对抗。
沈大伟：美中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混合体，深度合作与相互依赖伴随偶然的紧张与摩擦。因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层面，两国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冲突。
当然，两国在许多领域有经常性的分歧，但都不足以演变为真正的冲突。考虑到美中关系的复杂性，两国迥异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关切，双边关系偶尔经历一些紧张，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自2009年11月以来，两国摩擦似乎在数量、频率和强度上都在增多增强。坦率地讲，我对此很担心，但并不认为双边关系会走向破裂，因为这是两国都无法承受的损失。
赵可金：从性质上来说，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决非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是中美关系向深层发展后必然遇到的非结构性矛盾。具体来说，包括三类矛盾：
一是互动性矛盾。此类矛盾是中美关系交往产生的矛盾，交往必定产生矛盾，比如贸易摩擦、汇率争端等都属于此类矛盾，随着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交往的深入，此类矛盾将引发摩擦常态化的特征。
二是分配性矛盾。这是来自于对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与责任分配预期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比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东亚区域合作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受制于国力和能力的限制，双方对彼此的国际权利和国际责任有着不同的分配预期，产生分歧和摩擦是难免的。
三是认知性矛盾。此类矛盾来自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比如互联网自由问题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此种分歧并非是零和博弈，而是存在共同利益，这些矛盾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对话和协商得以解决。
李侃如：我对这些矛盾与摩擦不感到惊奇。这恰恰反映出美中关系非常重要，领域非常广阔，也是一种很现实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势必引起各大国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美中关系出现紧张或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美国没有应对中国崛起的经历和经验，中国也没有同样的经历和经验，而美中两国又有着各自的全球问题日程表。双方应想办法应对新的形势，相互承认对方的重要性，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美中应就双方关系长期战略进行讨论。
袁鹏：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起伏不定，波折不断”几乎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发展轨迹。这是由两国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两个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且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家，要想将双边关系往前推进，只能在推进过程中面对矛盾与摩擦然后逐一化解。
中美关系正是在化解矛盾与摩擦过程中实现“螺旋式上升”的。摩擦增多表明中美关系已然成为利益高度交织、利害高度相关的双边关系。
而且，国际社会往往将中美博弈与“大国权势转移”、国际体系变迁等联系在一起，夸大了中美较量的深刻性和危险性。如果加上西方媒体连番炒作与缺乏有效沟通造成战略误判，致使矛盾与摩擦不仅未能及时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这是相当危险的。
加藤千洋：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今后也不会消失。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协调和牵制”的两面性。可是，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因为个别摩擦导致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破损。因此，如果存在解决个别摩擦的协商渠道，日本作为邻国就不担心。至于协商渠道是否存在，是否发挥作用，我的答案基本肯定。我注意到中美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在发挥作用，而且比日美对话内容充实。但是，从中长期而言，美国把中国看作将挑战自己的唯一的“候补潜在超级大国”，尤其在军事和安全保障方面予以警惕。
合作比遏制好
沈大伟：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美国欢迎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如何运用其新力量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中国对亚洲地区秩序及全球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警觉。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作为一个“尊重现状”的大国而崛起的，希望继续如此。然而，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期望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公益”，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不能再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免费搭车人”，而应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一道，解决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问题。美国如果真的想改善与中国的军事和战略合作，也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中国的“核心利益”。
赵可金：中国崛起对美国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机遇来说，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成为维护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虽然未必会成为美国的盟国，但在全球事务治理上会成为美国的伙伴。即使最保守的美国战略界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中美作为全球化的共同受益者，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具有大量的共同利益。同时，中美在发展阶段上存在落差，经济结构、要素优势和资源禀赋等都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就挑战而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基础都决定了中国崛起不会走美国的道路，也不会照搬美国的模式，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崛起无疑让美国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天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在国际舞台上为所欲为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和约束。此外，随着中国崛起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也必定会冲击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号召力，不排除有更多的国家开始追随中国的经验，而对美国模式产生怀疑，这一切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李侃如：应该说中国的发展、崛起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这也有赖于双方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一直认为，美国在考虑全球性问题时还是在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中国可能对此不同意。
我本人曾长期参与美国政府关于中国政策的制定，一直在推动如何帮助中国发展。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最终美国政府都认为，中国的繁荣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好处，是美国的机遇。中国的繁荣对全球也有好处。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以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等方面进行国际安全合作，这也是有益的。
袁鹏：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机遇有三：一是水涨船高。由于中国崛起，使得全球化被赋予全新内涵，使得全球资金、市场、人才、资源流动更加均衡，也因此带动美国经济、金融、市场更有活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
二是同舟共济。由于中国崛起，使得中国更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合作应对从反恐到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和地区难题，使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攸关方，为共同塑造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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