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王书亚
耶稣在地上布道的时候,有人带小孩子来,要耶稣为他祝福。门徒们责备那人,说小孩子又听不懂,带来干什么。耶稣却抱起孩子,说了句很著名的话。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一些教育家也引用这话。他们以为,既然小孩子在天国,他们就是天使。所以中世纪的许多油画,也把天使画成胖乎乎的、有翅膀的小孩子。换言之他们把儿童教育的根基,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上。其实,在《圣经》中,天国并不是给天使住的,天国是为罪人预备的。
奥古斯丁有句名言,与当代教育理念格格不入,看来是过时了。他说,“襁褓中的婴孩,和我们的差异,不在于他缺乏行恶的愿望,在于他缺乏行恶的能力。”换言之儿童并不是圣洁的。否则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假如这世上没有“坏孩子”,人们到底将在哪一刻变成坏大人?对儿童及其世界的浪漫主义,源自对成人世界的某种厌弃。
我看了《小人国》,认为一切感言还是要从人性论开始。换言之,如何教育儿童,首先不取决于我们对儿童的看法,而取决于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人本主义的教育方式,隐含着“儿童不是人”或“成人不是人”的二元论立场。他们把儿童的天真个性与成人世界的差异,升华为一种本体论的差异,誓死捍卫儿童进入成人世界之前的自由空间,他们呼喊,谁把儿童的幸福拿走了?他们宣称,玩耍是儿童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他们也说,赞美和认同是最好的教育。
结果,现代儿童教育理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尝试对“教育”的放弃和对“教育者”的淡化,以及从小鼓励一个反权威的世界观。
我想了很久,认为所有幼儿园都该向巴学园学习,但我不会把孩子送到巴学园去。
教育的目的,或人格的内涵,归根到底不过是成全善和抑制恶。巴学园的教育,令人感动的,是在“成全善”上付出的耐心。她们发挥了蒙特梭利的教育法,强调老师作为儿童世界的“旁观者”,要退后一步,寻找引导的机会,判断干预的时机。好比裁判,辛苦地跟着球员跑,但不帮他们踢球,只在该吹哨的时候吹哨。这种观察者、陪伴者和帮助者的理念,在相当程度上非常宝贵。花一分钟帮孩子穿好衣服,这是仆人能做的事;花半个小时观察、引导和陪伴孩子穿一件衣服,这才是老师做的事。显然后者需要日复一日的爱和忍耐,是绝大多数父母都无法做到的。
所以大多数父母和老师的教育方式,都倾向于“行为主义”模式。通过简单的奖赏与惩罚、禁止或许可,去重复建立孩子的行为模式。简单说,就是通过外在行为的示范、要求和矫正,来塑造人格,并透过对外在道德行为的评价系统,来建立对人格或灵魂的终极评价。
什么才是对人格的真正激励?让孩子知道他与父母或老师的关系,是由“我是谁”决定的,还是让他们以为这一关系是由“我做了什么”决定的?是盟约般的、仿佛不可更改条款的爱能够激励孩子;还是随时可能根据他的行为调整合同内容的爱能够激励孩子?这要看你到底希望激励孩子的行为,还是激励孩子的灵魂。
作为对儿童世界有耐心的观察者和教导者,以及对行为主义教育模式的放弃,巴学园都提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典范。这是很好的起点,从而能够将纪律的教育,置放在一个有内在自由的平台上。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抑制恶的一面,巴学园的“怀柔”教育法因其“性本善”的浪漫主义假设,而在纪律的养成、道德内涵的塑造及爱与公义的平衡上,都有着明显的缺陷。
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普遍的教育危机:其一,对孩子的严格管教,被视为负面的、过时的观念,甚至父母对孩子的灵魂与行为的管教权柄,都受到国家立法的不断剥夺和侵害;其二,所谓人格,就是人的灵魂,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内涵。但在一种过分强调尊重孩子的观念中,孩子人性中的罪与幽暗,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反对和挑战,对善的成全也就因此落空了。
以片中的“孩子王”洋洋为例,老师的耐心,尤其是面对其他家长压力时的坚持,实在令人动容。但从头至尾,老师对洋洋身上“恶”的一面的介入、矫正和批评,显然不够清晰、肯定和坚持。有人评论说,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好领袖。就算如此,在我看来,这个所谓“好”,还是指的才干,不是指的德性。我看不出来这孩子成为专制领袖或民主领袖、成为清官或贪官、成为慈善家或黑老大的可能性,会有倾向性的差异。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意思是说,人格的典范和道德的绝对性是存在的,所有人都要往这里来。这就是教育和爱的目的。不然,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老师和媒体,都在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小孩子到底要去哪里呢?
换言之,如果人格的典范及道德的绝对标准不存在,所谓的多元、个性和天真,就会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被偶像化,获得免予起诉的地位。所谓人格就只剩下了将来能否在成人世界生存的、功利性的人格而已。巴学园是优秀的,但她的教育方式,因为缺乏更高的道德目标,在我看来,并没有完全脱离李老师自己所反对的行为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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