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研究民间信仰的学者，不喜欢“宗教”这个概念，认为这是西方泊来品，不适用于中国信仰的讨论。大多数中国人也不喜欢制度宗教之规范的约束，却又顾忌于各种超验关系的影响，生活于种种不确定性之中。他们当然要有自己的信仰。而宗教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古往今来就无法规范中国人的信仰，也无法使中国信仰完全进入宗教体系。所以，中国信仰始终依赖着各种现实社会关系，依赖着信仰者的权力、身份、地位，依赖着现实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无法独立表达，无法构成独立实践的信仰体系。于是，中国信仰就被做成了一种特有的依附型发展模式，我把它称之为“依附型信仰关系”。
依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公司在2007年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CSLS)”，85%的中国人有某些宗教信仰或某些宗教信仰活动的实践。这些人大多不属于某个宗教组织，但并不影响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其中，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鬼、佛等，但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如去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神像或祖先牌位、戴符、看风水、算命等活动；有49%的人具有某种宗教信仰，如相信灵魂转世、天堂、地狱或超自然力量。与此同时，这种信仰现象在一些党、团员中间也存在。只有16%的党团员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以往12个月中没有任何宗教实践。
研究表明，即便是没有宗教身份归属的大多数中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这说明他们的信仰方式不是依赖于宗教组织，而是按照自己选择、喜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信仰。这就构成了一种非常随机的、私人化的、甚至是私密性的信仰及其表达方式。人们无法进入宗教实践领域，只能依靠信仰者自己独有的条件与方便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因此，穷算命，富烧香，大师、官员、富人则三位一体，给信仰做局。
中国信仰如果被分为若干信仰类型的话，那么，这种信仰类型的构成，大多是基于信仰者的私人身份、个人关系、利益获得路径、谋生路子等方式。官员有官员的信仰方式，富人有富人的信仰要求，白领有白领的信仰选择，穷人有穷人的信仰期待……至于中国人常说的什么信仰，也因此而成为局限于某种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人际交往、族群关系，它们也都被建构为依附于这些关系的信仰格局。
为此，当中国人谈及信仰的时候，如果不说明这些信仰所依赖的复杂关系，这些信仰的精神内涵就无法说得清楚。不是局限于内心深处，常在“信仰失语”状态，无法表达；要不就是信仰者依附在他们选择的信仰关系之上，使信仰成为一种现实关系的表达，成为对某种利益关系的选择与追随。如此依附下去，信仰的神圣性与超越性，信仰的普遍性与终极性，就被做成各种“关系中的信仰关系”，从而成为中国信仰最基本的毛病所在。
官场巫术及其信仰格局
近期被诟病的李一现象，关键不在于他以教敛财之嫌。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毛病，是把信仰做成了局子，使信仰成为富人的时尚、权贵的工具、神秘高人的敛财手段，是权贵、富人、官员、大师的合作结果，其后深藏着一种依附型权力与经济利益间的交换关系。
曾有一份《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有的县处级公务员处在官场巫术之中。重庆市烟草公司原副总经理冯某热衷于看风水，历时3年修建一座豪华“活墓”，书“官爵至五品”；2000年，山西交口县被曝出县委大院为“补风水”，内有深埋达6年的“镇邪物”、“升官符”；今年年初，河北高邑县县委书记受高人指点，在县府大门的街上置放一架报废的战斗机，喻意“飞黄腾达”；而长春某区法院门前则高挂“辟邪剑”，以防止法院领导再“出事”……
此类官场巫术，使用公权力来烧香占卜，耗费了无数纳税人的血汗钱，以完成他们的精神走私。就其本质而言，应当是当代中国社会依附型信仰关系的最充分的表达形式。公权力的介入与信奉，富人资本的炒作与烘托，正是这种富人与权贵捧出的信仰关系，建构了中国信仰的依附关系，呈现了一种“信仰”与“被信仰”的矛盾。
一名良心未泯的风水先生，近年来一直周旋在某些官员身边，为他们观面相、卜官运、看风水，甚至在规划城市建设时出谋划策，被当地官员奉为座上宾，尊称为“刘大师”。最近，他向《半月谈》揭露了官场巫术的各种丑态。
人们可以在他的陈述中发现，他所接触的一些官员， 看上去很风光，其实脑子空虚，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官运。官运不顺者，会请他去看自己的祖坟风水，指点迷津。某局副局长为了排挤与他竞争局长位子的对手，竟愿花一万元钱，让他用巫术“诅咒”对方。更有甚者，某县修建人民广场，广场上耸立的标志性建筑——一座八龙盘石柱，其实就是按照县重要领导的生辰八字设计的。
依照这名风水先生的自我表白，他干这行已挣了不少钱。但这些钱，大都不是官员自己掏的腰包，而是围着官员转的老板“埋单”。一次占卜，少则1000元，多则3000～5000元，甚至更贵。
联系到近年来神秘大师、商界富人、官员权贵之间常见的同谋结局，中国人不难发觉，这就是他们共同建构起来的一个“信仰格局”，其中的利益链条和关系网络，正好昭然若揭。这样一种被做局的信仰，中国人如何能够被信仰，又如何能够被宣称为“没有信仰危机”？尤其是这种官场巫术，一方面出离了固有的政治信仰，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信仰权利之公平与平等，更严重的是，它会使国家公权力陷入一种非理性的运作机制，使国人冥冥之中承受的，实际是一种类似于大师、高人的治理与管制。表面上，政教关系制度分割，实际上，在各种信仰的依附关系与实践方式之中，信仰却“被做局”了。
老百姓的依附型信仰，事体兹小，因其手中无权。可是，对于手中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权贵来说，他们信奉的巫术应该如何是好？一个很严重的事实是，当他们按照他们所信奉的神仙高人，来行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力的时候，我们被治理的社会与国民也因此被信仰了，被做局了。在此信仰格局之中，即便是中国人有些信仰关系，也是私用的、不可信靠、难以普遍认同的。
这种信仰，对中国社会还能有什么用？它们还是信仰吗？
从“依附型”到“理性型”
置于中国信仰之局，常常有两个互相支持的社会事实：信仰与关系。
不同的权力关系，不同的信仰传统；当信仰者用信仰来表达政治权力、经济的利益、个人的身份、权贵的地位等关系的同时，信仰也随之失去了它应有的神圣性与终极性。
家族信仰，依靠家庭关系的维系；民间信仰，依赖民间乡村交往；政治信仰，建构的是政治秩序；宗教信仰，实践着宗教的灵性；民族信仰，强化着本民族的族群关系；文化信仰，却要求该文化的社会表达可能。如果这些信仰所依赖、依附的各种现实关系，无法表达这种被依附的信仰，那么，这种信仰就只能成为私了自慰型的信仰。更加严重的是，这种被依附的关系一旦出现断裂，这种信仰就会连自慰私了的功能都会丧失，人们常说的信仰危机的时代就会到来。
现在的问题是，在宗教边缘、功能不彰、各种权力关系肆意妄为的时代，信仰何为？信仰关系的依附性，建构了信仰之间的不平等。信仰与信仰者对于各种权力、经济、身份、地位等关系的依附。中国信仰如果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复兴、社会诚信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使信仰体系能够超越、出离各种现实关系的制约和捆绑，使信仰成为信仰者自己的事情，社会群体与价值共享的自由结果；其次，是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理性化改革，信仰就是信仰，权力就是权力，利益就是利益，在信仰关系与它们之间应当有一道制度设置，绝不相互混淆，乃至强力干预。
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国家强盛、经济发展，绝不等同于信仰问题的解决。官员们迷失在官场巫术中，“不问民生问鬼神”，则涉及公权力的非理性运作，混淆有官场权贵的腐败因子及其公共权力的滥用。
中国信仰的主要问题，不是所谓科学精神的缺失，不能再把科学信奉为神灵，包医百病。因为，很多信仰者不缺文化、不缺地位、很有身份，甚至很有学问……他们都有“科学精神”，就是没有“终极信仰”。说到底，这些信仰者也都入局了，皆为局中之人。入局者，只能选择“被做局”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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