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两会后国际先驱导报推出核心报道《官员学说话》，至今已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发现，中国官员的语言体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日渐口语化、幽默化、个性化的表达与主动面对记者和公众的态度，成为2011年全国两会的特殊风景。
据记者观察，中国官话的演变体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千人一话”，到后来的不敢说话或“说雷人话”，再到如今正在逐渐接近“个性化表达”，构成了中国官话发展的三部曲。
从“官话”到“民话”
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如果要评选2011年中国两会记者提问之最，美国之音记者的这个问题无疑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这样被“难住”了。
“我很少在这种会议上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赵启正说。五天后，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通过短信将数据告诉了提问的记者：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
从赵启正漂亮地回答了“最难的”问题开始，今年全国两会，狭隘意义上的官话体系就已经在被逐渐刷新。
王岐山的发言无疑是其中的又一个范例。
3月5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王岐山连称“惭愧”，他回忆起年轻时曾吃不饱，“结果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王岐山的这段表态，引起网上热议。除了体现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自责，副总理脱口而出的“惭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官员话语体系的转变。
官员发言口语化表达的，当然也不全是轻松和幽默。比如也是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赵启正就直指奸商“丧尽天良”：“总会有少数的不讲诚信，甚至丧尽天良、不惧怕法律的食品方面的奸商，还需要强大的舆论监督。”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让“官话”不再冰冷生硬，而是多了几分感性和亲民。
不回避敏感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全国两会上，无论是面对上海胶州路大火，还是江西宜黄拆迁、浙江钱云会案，各地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没有回避。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被问及“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教训时公开表示，“最严重、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严治党的力度不够，暴露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谈到宜黄拆迁事件时则坦承“教训很深刻”。
3月8日新疆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在记者的包围下，张春贤主动表示“会后打开围栏，大家所有问题我都回答”，当维稳、财产公开、子女情况等众多问题一股脑涌来，张春贤主动问“还有敏感的没有？”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带头公示自己的财产，张春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已经按照中央现在的有关规定，如实填报了自己有关的情况。如果将来有制度设计，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的财产。”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
据记者观察，中国官话的演变体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千人一话”，到后来的不敢说话或“说雷人话”，再到如今正在逐渐接近“个性化表达”，构成了中国官话发展的三部曲。
在媒体相对不发达的时期，中国多数地方官员的发言几乎都经过二次转述，不仅书面化，而且几乎是“千人一话”，官腔十足。
“研究研究”，曾被认为是最难捉摸的官话，与其同一时期且生命力类似的官话，还包括“无可奉告”“要向领导汇报”等敷衍之词。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生态的改变，要么不说话，要么说“雷人话”，又几乎成了地方官场的另一道风景。
2010年，党报党刊曾多次盘点“最牛官话”，其中，“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等都在入选之列。
如今，随着网络问政的提速，政府施政新风的推进，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也在通过参与互联网改变说话的方式。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微博上被称为“可爱厅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则以“医生哥波子”身份与十几万粉丝谈医改。
2011年初，一条《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火爆网络。在央视节目中，面对董倩“咄咄逼人”式的提问，郑宇民以睿智和幽默的语言一一化解。网友的赞美之词接踵而来：“这局长给力！”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中国官话的语言体系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不断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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